日本占了中國不少地方，台灣就被它占了50年。中國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劃為它的勢力範圍，特別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1931年日本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932年在中國的東北搞了個“滿洲國”。1937年發動了全麵侵略中國的戰爭，打了8年。最後，由於中國抗戰，由於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國家的共同戰鬥，包括蘇聯出兵，日本在這場戰爭中徹底失敗了。日本對中國的損害無法估量，單是死人，中國就死了幾千萬。所以，算曆史賬，日本欠中國的賬是最多的。但是由於日本戰敗，中國收複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國沒有占去一寸土地。懸案是一個釣魚島，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上麵沒有人煙。我訪問日本時，記者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說，這個問題可以掛起來，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解決，下一代會比我們聰明一些，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對於這個問題以及同類的糾紛，後來我們提出了一種設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開發的辦法加以解決。
另一個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後延續到蘇聯。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的中國土地，超過150萬平方公裏。
十月革命後也還有侵害中國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島就是1929年蘇聯從中國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勝利時，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簽訂秘密協定，劃分勢力範圍，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時期。當時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同蘇聯簽訂條約，承認了雅爾塔的安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同蘇聯簽訂了新約。中國同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達成了協議，劃定了邊界。後來中蘇進行邊界談判，我們總是要求蘇聯承認沙俄同清王朝簽訂的是不平等條約，承認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害中國的曆史事實。盡管如此，鑒於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萬平方公裏是通過條約規定的，同時考慮到曆史的和現實的情況，我們仍然願意以這些條約為基礎，合理解決邊界問題。
這是講的第一個問題。講清這個問題可能對解決遺留下來的問題，對弄清“開辟未來”的某些概念有好處，所以值得講一講。
第二個問題，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中國的革命戰爭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不侵略別人，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卻受到外國的威脅。中國是個貧弱國家，但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何方？從建國一開始，我們就麵臨著這個問題。那時威脅來自美國，最突出的就是朝鮮戰爭，後來還有越南戰爭。朝鮮戰爭，中國出了誌願軍，同美國直接較量，蘇聯供給的軍火還要中國付半價。後來中蘇兩國關係不好了，中國麵臨經濟困難，但無論怎樣困難，也得還這筆軍火債，我們提前兩年還清了。
60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於蘇聯全部導彈的1/3，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100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1963年我率代表團去莫斯科，會談破裂。應該說，從60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麵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雖然如此，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幫我們搞了一個工業基礎。
我講這麼長，叫“結束過去”。目的是使蘇聯同誌們理解我們是怎樣認識這個“過去”的，腦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曆史賬講了，這些問題一風吹，這也是這次會晤取得的一個成果。雙方講了，就完了，過去就結束了。
現在兩國交往多起來了，關係正常化以後的交往，無論深度和廣度都會有大的發展。在發展交往方麵，我有一個重要建議：多做實事，少說空話。
我這一生隻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係方麵的參與。對國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這是製度上的重要問題。
鄧小平的談話，回顧了曆史，科學地總結了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中蘇兩國關係史的曆程，是正確研究和闡述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關係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係史的重要文獻。
20世紀90年代，參與過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大論戰的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拉赫馬寧，懷著對鄧小平的崇敬心情，寫下了對鄧小平的印象：
1957年4月15日至5月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當時，中國共產黨內和中國社會上正就蘇共二十大進行秘密討論。中國領導人參加了蘇聯客人在中國的旅行。鄧小平當時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劉少奇共同領導書記處的工作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
作為伏羅希洛夫的隨從，我同鄧小平打交道，觀察到他的工作，他的組織能力和忘我的勤奮工作精神著實令我欽佩。
因此，當1957年秋天毛澤東到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和參加各國共產黨領導人會議時，鄧小平被確定為代表團第二號人物，我並不感到吃驚。
正是那時候，毛澤東在伊爾庫茨克，隨後在莫斯科強調指出了鄧小平的遠大政治前景。
我為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會談當翻譯。毛澤東指著鄧小平說：“你們別看他是小個子，你們國家對他知道得不多，你們還會聽到他的。”
鄧小平在莫斯科停留期間，我同他談了不少。
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意識形態問題和國際問題上看法不同，後來發展到公開辯論，鄧小平率領代表團進行辯論。中國領導人發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也是鄧小平主持起草的。
我作為蘇聯方麵成員也參加了這場大“辯論”，與鄧小平處在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當然，我與他不在同一個“重量級”。
鄧小平在談判時言辭尖銳，堅定執行黨的指示，在原則問題上不向對手讓步。我可以證明，他具有辯論才能。我既看到他鎮靜的一麵，明辨是非的一麵，又看到他憤怒的時候，盡管他總是很克製，尊重對方。
幾十年過去了，鄧小平領導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的國家學說。讀讀《鄧小平文選》第3卷就知道了。他1989年強調指出，四項基本原則無論如何不能放棄。放棄這些原則中國就會出現混亂。他還說過，中國的政治改革有個前提，就是堅定遵守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呼籲全國人民及他的誌同道合者保持警惕。實行改革開放後，他曾一再強調：“窗戶打開後蒼蠅也會飛進來的。”
過去的幾年證明中國領導人的遠見是正確的。
鄧小平囑托誌同道合者和中國人民，在對外政策中要奉行獨立自主的政策。北京堅決譴責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擊任何幹涉內政的企圖。
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其地緣政治地位、軍事實力和對多數國家的吸引力，在全世界眼中正變成全球秩序的一個力量中心，成為地緣政治平衡的因素。
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穩固地進入了世界經濟強國前10名，發展速度居前列。大概到2010年，全球經濟領先國家的組成將發生根本變化。
我國現在對社會主義的中國奉行建設性政策。
1996年4月25日在北京簽署了一份重要的文件——俄中聯合聲明。聲明中指出：“俄羅斯聯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決心發展麵向21世紀的、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