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鄧小平長期主管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工作。他麵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變化，從事了大量國際、黨際之間的活動，成為舉世公認的國際戰略家和外交家。
鄧小平作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協助毛澤東、周恩來在外事工作中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開創性工作，為新中國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地位和聲望。他善於綜觀國際風雲，洞察內外形勢，把握時代特征，廣交各方朋友，處理複雜問題，在國際舞台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經曆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很多重大事件和重大鬥爭，並和世界各國許多政黨的領導人有過廣泛的接觸和交往，積累了國際交往、黨際交往的豐富經驗。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與蘇聯立即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訪問蘇聯，中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繼之，中國與一係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隨後，中國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簽訂了一係列國防、經濟、技術、貿易、教育、文化等方麵的協定，形成了大規模、全方位、多層次的對蘇聯、東歐國家的開放格局，保證了國民經濟恢複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
但是，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圍繞著對斯大林評價和對蘇共二十大評價，圍繞著對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大問題的看法，圍繞著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如何理解等問題，中國共產黨投入極大精力，與蘇聯共產黨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
在此期間，受中共中央委托，鄧小平多次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聯共產黨進行談判，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反對黨與黨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以蘇共二十大為標誌，由於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以及他提出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問題，國際共運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些矛盾逐漸暴露、不斷加深。赫魯曉夫地位穩固之後，在同其他共產黨關係中表現出的大黨主義也愈來愈嚴重。麵對蘇聯的“指揮棒”，各國共產黨普遍存在著是否能夠維護獨立自主原則立場的問題。
從1956年2月出席蘇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率領代表團進行中蘇兩黨談判，鄧小平先後七次到莫斯科。“七赴莫斯科，穩坐釣魚台”，是他這一時期繁忙對外工作的真實寫照。
鄧小平第一次去莫斯科是在1956年2月。蘇共舉行二十大，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參加。中共中央派出以朱德為團長，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為成員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一個夜晚，赫魯曉夫就斯大林問題作了秘密報告，對斯大林近30年執政曆史進行重新評價。中共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有著不同的看法。中蘇兩黨關係開始出現重大裂痕。
鄧小平第二次去莫斯科是1956年10月。東歐發生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後，應蘇共要求，毛澤東決定派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總書記鄧小平率團訪問莫斯科，商談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問題。團員有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等。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根據毛澤東的電話指示，建議蘇共尊重波、匈兩國人民的選擇。
鄧小平第三次去莫斯科是1957年。他作為毛澤東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其間，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會談幾次後，感到談不通。就讓翻譯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張紙條：“赫魯曉夫同誌，我已經睡了，關於文件的事，請你明天與鄧小平同誌談，我不參加了，好嗎？”
從此，鄧小平走上中蘇交鋒的前台。中共代表團以鄧小平為首，蘇共代表團以蘇斯洛夫為首，就會議宣言草案中的若幹問題進行多次會議，雙方在重大問題上爭論激烈。赫魯曉夫對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立場十分不滿。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開的東歐一些國家主要領導人參加的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上，赫魯曉夫攻擊中國是“好鬥的公雞”。中國共產黨予以批駁。從此，一場影響深遠的中蘇論戰揭開序幕。
蘇共自恃強大，盛氣淩人，總是想教訓中國。1960年6月羅馬尼亞黨代會期間，赫魯曉夫向各國黨代表團散發並宣讀了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公開指責中共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等，又發動各國黨代表團在政治上共同“圍剿”中國共產黨，企圖逼迫中國接受蘇聯的觀點和主張。
布加勒斯特會議一結束，蘇共就通知中國，立即全部撤走按照協定來華幫助建設或進行合作的蘇聯專家，並中止執行和單方麵撕毀幾百項協議合同，導致中國數百個重要工業企業和科技項目陷入癱瘓。同時，驅趕中國外交人員，在中蘇邊界挑起糾紛，使本來是國際共運內部的意識形態和理論觀點之爭，很快轉化到國家關係上。
鄧小平第四次去莫斯科是1960年。1960年9月，中蘇兩黨經過協商，達成協議，在26國兄弟黨起草委員會開始工作之前，由中蘇兩黨代表團先行會談。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點將由鄧小平任團長，掛帥出征，由彭真任副團長，得到一致同意。鄧小平在這次談判中，大智大勇，不辱使命。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當時出訪古巴尚未回國，就奉中央電令轉道莫斯科，協助鄧小平參加中蘇兩黨會談，目睹了鄧小平與赫魯曉夫交鋒的風采。
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伊始，從歡迎宴會上就開始同赫魯曉夫交鋒。針對赫魯曉夫責怪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態度前後不一致，鄧小平義正詞嚴地反駁道：反對個人迷信，我們過去讚成，現在也讚成。在我們黨的八大上，對這個問題早有明確態度。你問問米高揚同誌，他到北京來時，我們對他講過沒有？
鄧小平隨即把目光轉向米高揚身上。米高揚曾經多次到過中國，這位蘇聯領導人有些不自然地與赫魯曉夫對視了一眼，端起酒杯到別處敬酒去了。赫魯曉夫對鄧小平說，對斯大林的問題，我們是不能讓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鄧小平回答，不應這樣一概而論！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怎樣看待，這不僅關係蘇聯國內，也關係到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斯大林的錯誤當然要批評，但成績也要肯定，我們反對的是全盤否定。尤其不允許借反對個人迷信來攻擊其他的兄弟黨。
隨後，鄧小平又與蘇聯共產黨代表團團長、中央書記蘇斯洛夫“短兵相接”，會談五次。蘇斯洛夫是蘇聯共產黨老資格的理論家，長期執掌蘇聯意識形態的舵輪。蘇斯洛夫把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的責任推給中方，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指責和批評。鄧小平嚴正指出，蘇共以“老子黨”、“老子國”自居，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已給我國造成損失，而且嚴重地損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你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要近視，要有曆史的眼光才行。他說，我們支持蘇共的一切正確意見，但並不是說不需要指出缺點。鄧小平還告訴蘇斯洛夫，如果沒有平等的態度，就無法談下去，中國黨不怕困難，決不妥協。
鄧小平第五次到莫斯科仍然是1960年。鄧小平上次從蘇聯回國不到10天，1960年9月30日再次去莫斯科，參加26國共產黨的文件起草委員會。在起草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對中國進行影射攻擊，鄧小平據理批駁，回擊蘇共的攻擊，對蘇共提出的草案中的錯誤論點提出批評。在第七次全體會議上，蘇斯洛夫為避免與鄧小平直接交鋒，剝奪了鄧小平第二次發言的機會。鄧小平就將發言稿以書麵形式提交會議。
鄧小平第六次去莫斯科還是在1960年。這一年11月，中共派出以劉少奇為團長，鄧小平為副團長的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並同蘇共交換意見。中共代表團還參加了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這一次，鄧小平又與赫魯曉夫進行了麵對麵的交鋒，在會議上批駁了赫魯曉夫的攻擊和誣蔑，並列舉事實說明，究竟中共是堅持了還是違反了《莫斯科宣言》。赫魯曉夫無言以對。
鄧小平第七次去莫斯科是1963年7月。這時，中蘇論戰已經達到“白熱化”程度，形勢嚴峻。在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等攻擊中共，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致詞中予以批駁。然後提前回國，不再參加會議。1962年至1963年初，中央決定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為團長，出席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黨的代表大會。這些會議，無一例外，按照蘇共的部署對中共進行攻擊。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趙毅敏代表中共出席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時，也受到相似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