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確實給寇準出了一個大大的難題。寇準是不信天書的，認為是荒誕不存在的；但作為政治家的寇準是不甘寂寞的，他的治國謀略還待施展，況官場廝殺、拚搏，也是其樂無窮。在權力欲的支配下，寇準聽從了其婿王曙的慫恿，攜帶“天書”入朝進獻。宋真宗一見，非常高興，親自將寇準迎入禁中。不久即拜寇準為相，兼任吏部尚書，寇準重又卷入政治的名利場。
進獻“天書”是寇準一生最大的失策。但寇準畢竟還保持著自己正直的性格，對別人的譏諷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認為自己是“名利”思想在作怪，足見其坦蕩的胸懷。
真宗在拜寇準為相時，寇準舉薦丁謂為參知政事，做為自己的副職。在對待丁謂的問題上，寇準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丁謂多才多藝，機敏過人。但為人奸詐，善於揣摩人意，曲意逢迎，趨炎附勢。寇準隻看到了丁謂的才學，卻未能及時察覺丁謂的無德。其間，有許多人向寇準提醒，要提防丁謂。寇準的同年好友張詠曾以死極諫，仍未引起寇準的警惕。寇準重用丁謂，結果卻被丁謂所害。
丁謂由寇準舉薦升任副宰相，對寇準十分謙恭，乃至低頭哈腰，曲意逢迎。寇準對其做法開始反感起來。有一次朝廷會宴，寇準在豪飲之後，胡須上沾上了羹湯，丁謂馬上站起來親手為寇準拂拭。寇準先前雖被他一時蒙蔽，但終究不失清廉正直本性，難與此輩同氣相求。今見他如此奴顏卑膝，心生厭惡，譏諷他說：“丁參政是國家大臣，怎麼能屈尊為人擦胡須呢？”丁謂十分難堪，下不了台，對寇準便忌恨在心。樞密使曹利用也曾受過寇準的當麵挖苦，曹利用為一介武夫，因平定宜州（今廣西宜山）陳進起義之功，青雲直上。每當二人議事有分歧時，寇準就譏諷他說：“君一介武夫，豈知此大政！”他也對寇準懷恨在心。丁謂、曹利用由此串連一氣，伺機排擠寇準。
天禧三年十二月，宋真宗任命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執掌軍機。手握重權的丁、曹二人開始向寇準發起進攻。而寇準卻未能組織起正義之師，向邪惡勢力反擊，隻是單槍匹馬，孤軍奮戰，終於又被拉下馬來。
天禧四年，宋真宗得了風癱病，患病後的真宗日益迷信，對軍國大政敷衍應付，經常避居深宮，沉溺丹鼎，劉皇後漸漸專權朝政。此前，劉氏宗人橫行不法，強奪蜀地百姓鹽井。真宗礙於皇後情麵，本想原宥其罪，無奈寇準鐵麵無私，依法懲治。為此，早已惹惱劉皇後。及真宗臥病，劉皇後執掌政柄，曹利用、丁謂趁機依附劉皇後，並結納內親、翰林學士錢惟演，聯黨固權，沆瀣一氣，引起朝野紛紜。寇準深以為憂，於是奏請趙恒：“皇太子漸已成人，人望所屬，願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萬世根本。丁謂為人奸佞，不可以輔佐少主，請擇方正大臣以為羽翼。”真宗點頭答應。
寇準既得允準，立刻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起草詔書，擬用太子監理國事，且欲用楊億輔政，取代丁謂。楊億深知事關重大，候至深夜，方才逐退左右，親自撰寫書稿，事情機密，無人知曉。這年六月，事至關鍵時刻，寇準卻在狂飲之後，醉酒走漏了風聲。丁謂急找錢惟演等，通謀劉皇後，讒言趙恒，說寇準專權，欲挾太子，架空皇上，圖謀不軌。真宗患病後，事多健忘，這時竟記不起與寇準商定過傳位之事，輕信了丁謂等所言，將寇準罷相，降為太子太傅，擔當有名無實的角色，擢參知政事李迪為相。
繼之，丁謂又與趙恒的親信宦官、入內副都知周懷政發生矛盾。周懷政與客省使楊崇勳等人合謀，欲殺掉丁謂，複相寇準，奉趙恒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廢劉皇後。並商定於天禧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事。就在政變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楊崇勳臨陣畏懼，向丁謂作了告發。丁謂聞變，身穿便服，乘坐婦人轎車急找樞密使曹利用商量對策。次日天亮，曹利用即進宮入奏趙恒。周懷政正欲布置起事，突然闖進一隊衛士，將他逮捕，與此同時，周懷政的同謀者也一一被抓。丁謂借此大興冤獄，排除異己，寇準幸得李迪從中保護，僅誅殺周懷政一人了事。但丁、曹並未放手，欲置寇準死地，便把偽造天書之事揭發出來，寇準因獻“天書”遭貶，初貶為相州知州。丁謂之流仍不甘心，擅改旨意，將寇準遠徙為道州（今湖南道縣）司馬。寇準終於被這場漩渦所吞沒，竟成了政治的殉道者。
心憂朝堂客死南疆
從榮登相位到罷相，寇準的政治生涯坎坷多變，屢遭奸佞小人排擠、打擊，幾起幾落，始終處於政治漩渦的中心。寇準雖胸有治國良策，但也無奈官場的鬥爭，可以說，大部分時間是與奸臣小人進行較量，難以實現他匡扶大宋的雄心大誌。何況，封建主義的大臣是皇帝的附屬物和奴仆，他們所起的作用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的是否“英明”。不管皇帝是好是壞，是“明主”還是“昏君”，都要求大臣對皇帝“愚忠”。雖貴為宰相，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也會一無所為。真宗非“明主”，寇準在這樣一位皇帝的手下做事，結局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