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準依然堅持自己的主張，無奈朝中大臣多是貪生怕死之輩，紛紛在真宗麵前詆毀寇準。有人甚至說：寇準主戰，是為了借機抬高自己。寇準在受到四麵圍攻的險境下，隻能忍痛放棄有利的戰機，同意議和。曹利用出使遼營前，問真宗到底可允許給契丹多少，真宗不假思索地說道：“若迫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聞知，激憤不已，把曹利用召至帳下，命令他“所許銀兩不得超過三十萬，否則，回來後就砍頭。”宋遼最後以宋每年給契丹銀絹三十萬兩達成協議，罷戰言和。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是一個妥協的產物，遼國得到實惠，乃引兵北歸。訂盟之後，宋派何成矩、李允則、楊延昭等一批強幹的官員和將領，分駐北邊要地，使河北地區穩定下來。同時，宋為了向遼表示友好，“改威虜軍曰廣信、靜戎曰安肅、破虜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寧邊曰永定、定遠曰永靜、定羌曰保德、平虜城曰肅寧。”這些沿邊地名的改變，對當時民族關係的改善是有積極意義的。宋遼邊境漸漸平靜下來，真宗不免得意，也日益器重寇準。寇準在朝中大權在握，選賢任能，懲治邪惡，大刀闊斧地實施他的治國良策，卻對日益逼近的官場暗流毫無察覺。
澶淵之盟後不久，宋真宗就把善於奉迎的王欽若召回京城，給以資政殿學士的寵遇。王欽若在戰前遭寇準痛斥後，一直懷恨在心，伺機報複。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的一天，宋真宗會見文武百官。朝散之後，寇準先自退班，宋真宗敬慕寇準，注目遠送。王欽若看在眼裏，心中已盤算好了如何使真宗疏遠寇準的辦法。他說：“陛下如此敬重寇準，想必是因為他立下捍衛國家的功勞？”真宗點頭稱是。王欽若出其不意地說：“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反以為寇準有功於國，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不解其意，王欽若就分析道：“城下訂盟，為《春秋》所恥。澶淵之盟正是在大敵逼近城下而簽署的盟約。陛下以大國皇帝的尊嚴，竟然訂立城下之盟，世上還有比這更大的恥辱嗎？”
看到宋真宗臉色大變，王欽若繼續火上澆油，欲置寇準於死地。他說：“陛下聽說過賭博的事吧。賭徒快要輸光的時候，便盡其所有來做賭注，這叫做‘孤注’。寇準讓皇上親征，是拿皇上作‘孤注’，孤注一擲豈不是危道嗎？”這些話，給真宗的心蒙上了一層陰影，竟使他接連幾天悶悶不樂、寢食不安，也漸漸疏遠了寇準。當時起用寇準，真宗是讓他幫自己渡過難關。寇準為相後，不僅在幾次關鍵時刻爭理不讓，使真宗有些狼狽不堪，而且敢於打破慣例，提拔任用寒俊敢言之士，論列朝政，也讓真宗不自在。經王欽若的挑撥，往昔的尷尬一並襲來，宋真宗對寇準已生棄意。
不久，宰相畢士安病逝，寇準失去了保護傘，景德三年二月，真宗以寇準“過求虛譽，無大臣禮”為借口，罷其相，出知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後來，寇準又改任戶部尚書，兼知天雄軍，鎮守河北大名。天雄軍地處邊疆，與遼相望，寇準在其任上，加緊備戰，以抗擊來犯之敵。遼國得知寇準到此，對寇準人品極為讚賞，曾派使者勸降寇準，遭到嚴厲的拒絕。一計不成，又使出挑撥一招說：“相公德高望重，為何不在中書省做官，卻到天雄軍來呢？”寇準機智、巧妙地對答道：“如今朝廷無事，無需我居中任職。皇上以為天雄軍係北疆鎖鑰，非我執掌不可。”遼的這次陰謀又告破產。
三次入相遭遇小人
寇準被罷相後，宋真宗任命王旦為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為參加樞密院事。一班朝臣中，隻有王旦較有德望，奉公守法，但缺乏向邪惡勢力鬥爭的氣魄和勇氣。其他如王欽若、陳堯叟之輩，老奸巨猾，製國無方，惑主有術，煽動真宗封泰山，西祀汾陰，鬧得烏煙瘴氣。
王、陳二人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的不滿，遭諫官連章彈劾。複有人上書揭露其賣官鬻爵、家藏禁書，真宗罷免了二人。及宰相王旦病逝後，朝中無人，真宗又想起寇準。這時寇準正在前往永興軍的途中。他沒有想到，一個關乎他名譽的難題擺在了麵前。
宋真宗崇奉祥瑞，沉湎於奉祀，朝內一班大臣也極意屈奉迎合，希求加官進爵，以固權位。每次奉祀前，都有人奏報得到“天書”，而真宗也就奉“天書”為先導，進行大規模的封禪活動，以致於“天書”頻頻出現。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三月，巡檢朱能與內侍周懷政通謀，偽作“天書”，置於長安西南的乾佑山。當時寇準已調往此地，任永興軍長官。宋真宗得到“天書”的消息，欲得“天書”，但朝臣中有人堅決反對，認為天書純屬無稽之談。有人就獻計說：“最不信天書的是寇準，如讓寇準進獻天書，官民準會信服。”於是，真宗命周懷政曉諭寇準進獻天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