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是一個貧瘡之地，1935年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之後，麵臨著異常困難。全麵抗戰爆發以後，邊區政府實行爭取外援、休養民力的財政政策。當時邊區的財政收人主要依靠外援，其中，絕大部分是國民黨政府發給八路軍的經費。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侵略者調整侵華政策，把中共創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作為軍事進攻的重點，國民黨頑固派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在邊區周圍設置五道封鎖線，其中第一道封鎖線就有碉堡6300個，陳兵40多萬，並不斷製造摩擦事件，到1940年11月，國民政府停發了給八路軍的軍費，邊區外援斷絕，致使1941年到1942年陝甘寧邊區和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陷人嚴重的困難之中。麵對被困死、餓死的局麵，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灰心喪氣、畏首不前，而是迸發出無與倫比的自信、自立、自強、自尊的無產階級主體精神和創造精神，毛澤東號召邊區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大生產運動。其中，359旅開墾南泥灣成為當時的模範，在他們的努力下，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在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堅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他在楊家嶺的河邊開出一塊菜地，種上了辣椒、西紅柿、土豆、白菜等，一有空餘時間，就在地裏働草、施肥、澆水，年年獲得豐碩的果實。毛澤東穿著縫有補釘的衣服，住在土窯洞裏，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的光輝形象，人民群眾更加崇敬這位生活樸素的偉人。在毛澤東的影響和帶動下，延安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拚搏精神，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頭，基本實現了糧食、棉布等日用品的自給，戰勝了困難。在這一時期，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得到充分的運用，也正是這一種創造性和積極性才使得我們在麵對困難的時候沒有退縮，迎難而上，並最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3.實事求是的精神
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思想路線，是在延安時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對於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毛澤東把馬列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作了精辟的概括：“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把實事求是作為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最高、最普遍的方法論，用以觀察、認識、分析問題，不唯書，隻唯實，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當時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並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在延安時期，我們提出了持久戰，因為“整個抗日戰爭，由於日寇是強國，是進攻的，我們是弱國，是防禦的；因而決定了我們是戰略上的防禦戰和持久戰。”麵對強大的日本侵略者，結合實際，我黨提出了遊擊戰的戰略問題，如洛川會議就根據形勢作出了開辟敵後戰場的決策，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實事求是是黨的優良學風。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倡導理論聯係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毛澤東在那一時期撰寫的許多理論著作，從《實踐論》、《矛盾論》到延安整風期間發表的一係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這方麵所做的大量工作。他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學風同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積極在黨內倡導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他說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誌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把解決學風問題看作是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和關係革命成敗的“第一個重要的問題”。
毛澤東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寫的“實事求是”四個大字，豐富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內涵。正是由於通過延安整風，才使全黨的思想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統一到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上來，從而在全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這是黨在思想理論上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4.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其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過去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②從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時候起，黨所領導的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了人民，為了人民的解放、自由和幸福。在延安時期艱苦的鬥爭環境中，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為了取得人民革命鬥爭的勝利，我們黨更是鮮明地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把為人民服務提到了黨的性質和黨的作風以及關係到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的高度來認識，形成了完備的理論形態。1939年12月，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號召大家要學好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對技術精益求精，做好本職工作，像白求恩那樣，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③1944年9月，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還強調：“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誌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①延安時期，黨的工作路線以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為前提，使我們黨得到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黨領導了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采納了黨外人士李鼎銘的意見，實行“精兵簡政”；推廣劉建章合作社的經驗，為人民辦實事；開展趙占魁運動和吳滿有運動，發展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動擁政愛民、擁軍優屬的雙擁運動，增進了政府、軍隊和人民之間的相互聯係，這些政策和措施，充分體現了我黨時刻關心群眾，一切為了群眾，虛心聽取群眾意見和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思想。正是由於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才使黨的凝聚力、感召力不斷增強，從而實現了延安時期黨的空前團結與統一的局麵，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深厚基礎，直到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因此，密切聯係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黨領導革命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