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背景下，李茂貞嫡長子與朱友謙長女的結合正是兩家勢力為結成對梁同盟而促成的政治性聯姻。李從曮迎娶朱氏可謂門當戶對，時勢所趨。朱友謙背梁在後梁乾化三年（913），據此推測李從曮與朱氏的婚慶時間應在乾化三、四年間。根據史實來看，當時李茂貞與朱友謙有過多次合作。他們聯軍先攻克鄜州（今陝西富縣），俘梁軍保大節度使徐懷玉；又圍困同州（今陝西大荔），敗梁軍悍將牛存節。兩軍從側麵配合晉軍對梁的正麵作戰，一度贏得對梁作戰的戰略主動權。可見，朱友謙據河中背梁，使後梁失去了遏製河東和鳳翔的關鍵樞紐和重要力量，對當時梁、晉、岐三足鼎立的北方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此，以河東、河中和鳳翔為三角的新的反梁同盟成立，晉、岐聯合抗梁的勢力製衡格局被打破，勝利的天平開始倒向河東李存勖的沙陀集團。《新五代史》卷四五《朱友謙傳》對此記雲：“莊宗（李存勖）滅梁入洛，（朱）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巨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朱氏墓誌中也稱他們朱家“果因協比之謀，克就中興之業”。這足以反映朱友謙背梁對當時戰局的影響之大。這方墓誌的記載不僅填補了曆史記載的空白，而且對我們了解五代多元政治之下的互動格局具有重要價值。
朱氏墓誌還記雲：朱氏“母燕國夫人張氏，生本將家，稱為賢婦。”可知朱氏之母為張氏，乃將門之女，墓誌記載與史實契合。墓誌又雲：“夫人之兄，並蠅頭學贍，鯉腹書精，爰從問禮之庭，皆未專征之任。”可見，朱氏又有兄弟，但墓誌未載其名。查檢傳世文獻，發現朱友謙之子有姓名可考者計有三人：令德、令錫、建徽。朱令德為遂州節度使，朱令錫為忠武軍節度使，朱建徽為澶州刺史，正如墓誌所雲“祖為帝而父為王，兄為相而弟為將”，“或登壇於左輔，或推轂於許田。三戟交門，萬石當世。”可謂一門顯宦，榮寵之極。隻可惜之後莊宗聽信宦官、伶人讒言，懷疑朱友謙謀反，徙朱友謙為義成軍節度使，命朱守殷率軍殺之，複其原姓名；又命魏王李繼岌殺朱令德於遂州（今四川遂寧），王思同殺朱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唯有朱氏遠嫁鳳翔李氏，方才獲免。
朱氏墓誌對割據梟雄李茂貞也即李從曮之父的事跡也有記載。墓誌稱：“先秦王（李茂貞）素稱霸業，奄有關畿，四海仰之為真人，諸侯奉之為盟主。”又稱李從曮乃“霸君之子”，“後秦王以地居塚嫡，任在股肱，方作翰於回中，兼握兵於岐下。”“霸君”、“盟主”、“霸業”及“奄有關畿”等評價之語再次印證了李茂貞割據自立的事實及其在晚唐五代初多元政局中的巨大影響。可見，學界對李茂貞及其曆史地位應重新認識與評價。
李從曮的家世情況，朱氏墓誌也有記載。傳世史籍中僅見李從曮之子李永吉的記載，其他則無。《舊五代史》卷一三二雲：“子永吉曆數鎮行軍司馬。”似乎李從曮僅有一子。朱氏墓誌卻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李茂貞第三代的寶貴資料。墓誌雲：“有子一十三人，日永熙、永吉、永義、永忠、永斡、永粲、永嗣、永浩、永勝、永嵩、永固、永載、永濟”，記載李從曮之子十三人之名，排行以“永”字連，可補史闕。
墓誌又載朱氏有女七人，“長適蘭陵蕭渥，次適高陽許九言，次適供奉官趙延祚，次適左龍武統軍趙匡讚，次適前鄜州節院使焦守珪，兩人幼而在室”。這些記載俱史籍所無。在李從曮諸婿中，許九言正是朱氏墓誌的作者，高陽（今河北高陽）人氏，從他在誌文自稱“門館下吏，儒墨承家，偶趨上國以立身”等語來看，許九言應起身於鳳翔幕府，以文采為李從曮所賞識。《唐文續拾》中記許九言曾在後周顯德年間（954-960）任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行秦州成紀縣令，兼監察禦史，與朱氏墓誌相合。入宋後，他又任嶺南轉運判官。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三記雲：“轉運判官自（許）九言始也。”李從曮另一婿趙匡讚也為史所記。趙匡讚父、祖為趙延壽、趙德鈞，於後唐末年降遼。趙匡讚仕後漢為河中節度使、左驍衛上將軍等職。後周時期，他隨周世宗征淮南，因戰功顯赫而被封為保信軍節度使。北宋初年，鎮衛延州（今陝西延安），後隨伐北漢，因功封爵衛國公，卒後追贈侍中。李從曮其他女婿中，蘭陵蕭渥係出名門，供奉官趙延祚、鄜州節院使焦守珪也應是當時英俊之才。由此可一窺鳳翔李氏的聯姻情況。
此外，朱氏墓誌還記載“穎川郡夫人蔡氏，中郎遠裔，太守名家。叔隗镋來，我則推賢而讓善。孟子雲卒，此乃繼室者何人。”可知李從曮還納有繼室蔡氏。此乃朱氏的托孤之人。
墓誌稱朱氏去世的原因除了“抱沉屙而不起”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直接誘因，即“兼之以盜據城池，公行剽掠，因茲駭愕，遂至彌留。”李從曮雖然一度移鎮，但宅院和家眷一直都在鳳翔。而導致朱氏驚嚇的劫難，隻有後唐閔帝應順元年（934）李從珂自鳳翔起兵一事。史載，李從珂“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對此胡三省注雲：“李從曮自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鎮鳳翔，從曮雖移鎮而家財甲兵猶在焉。”《舊五代史》卷一三二也雲：“及唐末帝起兵於岐下，盡取從曮家財器仗以助軍。”可見，李從珂起兵似強奪鳳翔李氏的家財積蓄以及鎧甲兵器相助。但《冊府元龜》卷一七九卻載：“初（末）帝起鳳翔，帑藏匱乏，從曮家獻錦袍、銀帶、用仗等物以助軍實。”又雲李家乃主動資助。筆者推測，當時鳳翔軍情危急，財用匱乏，李從珂命懸一線，似難免強奪豪取；而李從曮身在鄆州，身為藩臣，難能授意家人捐助造反謀逆之李從珂。因此，李從珂必定強取李從曮家財在先，聲稱是其主動相助在後。朱氏墓誌聲稱的“盜據城池，公行剽掠”，正是李從珂強奪李從曮鳳翔家財的有力證據。墓誌這一記載證實了筆者的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