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西伯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這是《史記》的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裏的文字，是司馬遷自述其撰述《史記》動因的名言。
在這段被後人概括以“發憤著書說”的著名言辭中，所舉例子，其實與史實並不全然相符。
比如“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呂覽》就是著名的《呂氏春秋》。該書的完成時間，根據《史記》的《呂不韋列傳》，是在呂不韋還在做秦國丞相時。完稿後不久，呂不韋就將它公布在了秦都鹹陽熱鬧的城門上，還掛錢懸賞，稱凡諸侯家的遊士賓客，有能夠給這部新著增減一個字的，就賞千金。
可見《呂氏春秋》的流播，並不會晚到呂不韋犯事，舉家被發往蜀地的時候。
又比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事實上韓非的這兩篇名作，在他到秦國以前，就完成了。證據也出自《史記》，就在《老子韓非列傳》裏。
據說，當年秦始皇讀到《孤憤》，大為激賞，說：“我要是能見到作者，跟他交往，那就是死了，也沒有遺憾了！”當得悉韓非是韓國人時，他甚至下令立即進攻韓國，最後鬧到韓王不得不讓韓非出國赴秦，方才罷休。
可見《說難》、《孤憤》二文，也決非韓非到了秦國，被人放暗箭、進監獄後的作品。
盡管如此，司馬遷這段縱覽曆史、飽含激情的文字，依然有它獨特的真實性。
因為，它以特有的視角，感性地傳達了一個穿越時空的消息：偉大的著作，往往是作者在逆境中“發憤”的結晶。
而正是用了這種“六經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經”的方式，司馬遷把他撰述《史記》的意義，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曆史高度，一個和他所列舉的諸位“賢聖”處於同一層次的高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之所以不朽，正是因為，它書寫的雖是往事，而尋求的真正讀者，是異代知音。
原文
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10/3300）
今譯
從前西伯被拘禁在羑裏的時候，就推演《周易》；孔子在陳和蔡兩地遭受困厄，就撰著《春秋》；屈原被楚懷王放逐，便撰寫《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才有《國語》；孫子被打斷了腳，開始述論兵法；呂不韋遷居蜀地，世上流傳起他主編的《呂覽》；韓非被秦國囚禁在監獄裏，才有《說難》和《孤憤》兩篇文章；《詩》三百篇，大都是先賢聖人因為發憤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心裏有鬱結的東西，得不到發泄的渠道，所以敘述從前的事情，思念後來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