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引人注目的一點是 ,清朝對中原與內亞邊疆地區長期聯盟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貢獻。正如托馬斯 ·巴菲爾德提示我們的 ,這是以往的遊牧民族政權和漢族政權都沒有取得的一項功業。他認為 ,滿族的發祥地在東北 ,這導致了清朝對地區文化的敏感性 ,造成了清朝行政管理製度的靈活性 ,養成了清朝把官僚政治原則和非漢族傳統相結合的能力。這些都是清朝統治者能夠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鞏固其政權並實現內亞和東亞的長期聯合的因素。
自18世紀以降 ,清朝最高統治者可能一直在努力保持一些重要民族的一些與眾不同的政治傳統 ,但是 ,他們的政策產生了與 20世紀的民族 —國家有關的一些出人意料的結果。清朝通過消滅競爭對手和獎勵盟友、消除地方精英的自治權力和威望 ,以及迫使他們依附於朝廷等手段 ,重建了西藏、維吾爾、蒙古和東北社會的等級製度。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在西藏和蒙古戰勝了與其競爭的各個教派 ,但該派不得不放棄在轉世問題上的自主權 ,到這個時候 ,轉世靈童需要來自北京的確認。塔裏木盆地的地方名流———伯克的領導作用得到了確認 ,但是 ,他們對官職和權力的世襲權被逐漸剝奪。對各部族的領地的劃分 ,抑製了蒙古牧民的自由遷徙 ;八旗組織創建了新的社會認同。東北各部族都實現了滿族化 ,被編入八旗 ,遷到帝國各地。
清朝的政策直接導致了邊疆地區民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八旗官學用多種語言培養地方精英的後代。雖然欽命編撰的滿、蒙古、藏、維吾爾、漢等多語種詞典 ,是集帝王自我誇耀的成分與幫助學習的功能於一身的作品 ,但這些努力也是有清一代書寫的文法與語言文本的證明。教育的推廣對原來以說而不是以寫為主的蒙古語和滿語產生了深遠影響。寫下並確定 “標準 ”詞彙減少了口頭語的歧義 ,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動了書麵作品的產生。泛滿洲化見證了蒙古文學的繁榮和邊疆文化的相互促進 :蒙古的若必多吉對藏傳佛教的經典做出重要的注解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次文化繁榮的中心是北京 ,它在清代成了藏傳佛教經典的一個重要的印刷出版中心。
清朝對邊疆地區文化的影響還有經濟方麵的意義。一個大帝國的建立為發展貿易創造了便利條件。俄羅斯和中國的貿易集中在東北地區 ,鐵器和槍炮交換毛皮和當地的其他珍貴特產。宮廷的朝貢製度本身也推動了該地區的人參、貂皮和淡水珍珠的商品化進程 ,正如保衛該地區的大型堡壘的創建最終導致了農業的發展一樣。漢族商人也深入到了蒙古地區。到清朝末年 ,漢族的移民壓力和經濟競爭造成了蒙古人與漢人間的緊張關係。
清朝的政策推動了邊疆地區社會、文化和經濟的變化 ,從而激勵了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族人的種族認同觀念的發展。在清朝統治之下 ,認同的中心點已從部族發展到更大的社群。讀書識字的人越來越多 ,寫出了大量的作品 ,這些民眾正好可以利用它們來建設有自我意識的同種同文化民族。對漢族商人和移民的憎恨情緒使得東北民眾、蒙古人和維吾爾人不會輕易讚同以漢人為中心的國家概念。1911年以後的分離運動證明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大清帝國與稱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完全等同起來。
中國的民族主義史 ,以及憲法定義上的多民族國家與漢族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史 ,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研究範圍 ,本書隻是就清朝對這些近代現象的貢獻做了曆史的觀察。19世紀末 20世紀初出現的民族主義不妨礙我們承認清朝的特殊創造力。中國的最後幾位皇帝的確都是革新者。他們的統治體現了對關乎統治權諸多問題的創造性調適 ,這已不是簡單的王朝興替。隻有對清朝的政策及其曆史結果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才能使我們充分認識清朝所作貢獻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