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薩滿女丹 ”涉及達斡爾族與清廷之間文化交流中的幾個問題。皇帝需要女丹可以提供的薩滿教幫助。她有驚人的神力,她可以飛進皇宮 ,她成功地複活了鐵帽子王的靈魂 ,她被不公正地處死導致天空昏暗無光。宮廷裏的喇嘛陰謀針對女丹 ,並最終造成她的死亡 ,這代表著在清廷扶持下的日益興盛的藏傳佛教勢力 (達斡爾人拒絕皈依藏傳佛教 ,仍信奉薩滿教)。在這個故事中 ,皇帝既不博學 ,也不明智。他因女丹進入紫禁城後不遵行宮規而勃然大怒。他要女丹做不切實際的事情 ,如讓他死去很長時間的妹妹複活。他可以被喇嘛欺騙。他擁有專斷的世俗權力。盡管女丹具有薩滿教的威力 ,但還是被他降旨處死了。
藏傳佛教
17世紀蒙古人再次皈依藏傳佛教 ,這極大地改變了蒙古和西藏的政治形態。蒙古各部首領爭相支持這個宗教 ,以此來強化他們自己的合法性 ,而格魯派高僧則借助蒙古的軍事援助在西藏建立了神權政體。滿洲統治者不得不與蒙古諸汗爭奪地區盟主權 ,他們也轉而借助藏傳佛教以強化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因而 ,清廷支持藏傳佛教的曆史與滿族通過戰爭成功地控製所有蒙古人 ———他們對大清構成最大的潛在威脅 ———的過程是密切相連的。
佛教與蒙古人
毫無疑問 ,草原遊牧民族很早就知道了佛教。非漢族統治者把佛教當做 “對抗漢族統治階級的國教 ———儒教的哲學 ”,或者正如契丹帝國的創始人所聲稱的那樣 ,他們信奉佛教是因為 佛教不是漢人的宗教。甚至在 1260年元朝建立之前 ,蒙哥汗在哈拉和林的宮廷裏就有一位西藏 “國師 ”,宣政院掌管著 360名僧人。 1260年八思巴被任命為國師 ,這使西藏的薩迦派在忽必烈的宮廷裏得到了主導地位 ,並擁有了大元帝國的宗教權威。西藏的繪畫影響了漢人的佛教繪畫、雕刻和陶器 ,其範圍不僅僅限於華北 ,而且遠及南宋的都城杭州。
明朝於 14世紀 90年代重建了與西藏的關係。永樂皇帝登基後不久 ,就邀請噶瑪派的首領訪問南京 ,並於 1406年封他為國師。 此次及以後與西藏宗教界的交往使明朝皇帝獲得了西藏宗教力量的合作 ,為貿易通道 ———內亞地區的馬匹經這條通道供應明朝軍隊———提供保護。早期的明朝政府出資修建了 12座廟宇 ,並把藏傳佛教的辦事處納入西寧地方行政體係。積極維護與西藏宗教上層關係的傳統在嘉靖朝 (1522—1566)中斷了 ,當時蒙古人取
代漢人成為安多地區的主導力量 ,並在阿勒坦汗的統治下 ,開始侵擾漢人的邊疆地區。元朝與西藏的互動建立在宗教統治和世俗統治之間的理想關係之 “喇嘛 —保護者 ”模式的基礎上。可汗承認宗教領袖的最高宗教領導權,後者反過來承認忽必烈是宗教信仰的保護者。對世俗統治者而言 ,宗教領袖既是一位教父 ,一位 “崇拜對象 ”,又是一位 “保護對象 ”。皇帝的作用就是保護 (必要時動用軍隊 )喇嘛教 ,通過各種手段 (包括出版和研究佛經 )推廣喇嘛教信仰。這對全國都有益處 ,因為佛會反過來保佑國家免遭自然災害、外敵入侵和國內動亂。
在元朝的影響下 ,西藏一直由薩迦派高僧間接統治著。“喇嘛為國家元首的原則在西藏政治理論中首次確立下來 ,一種重要的新的文化模式出現了 ”。依靠外來保護是西藏喇嘛奉行的政治策略,他們會利用保護者的軍隊加強他們在弱小的和權力分散的西藏政治體製中的權威。西藏貧瘠的土地和與世隔絕的環境不容易使宗教領袖獲得與外部統治者結盟所帶來的所有成果。在17世紀以前 ,這些外部政權都不太願意或者說不能夠把西藏納入他們帝國的版圖。
在16世紀末 ,尋求擴大政治權力的蒙古各部首領轉向藏傳佛教,複興了 “喇嘛 —保護者 ”關係。1578年,東部蒙古統治者阿勒坦汗會見了形成於 14世紀的格魯派首領索南嘉措 (1543— 1588)。此前傳統的薩滿教已在蒙古各部落中得到複興。阿勒坦汗皈依格魯派可被解釋為他試圖在與名義上的大汗土門汗的鬥爭中擴張自己的權力。阿勒坦汗把索南嘉措當做 “精神導師和庇護者”,授予他 “達賴喇嘛 ”稱號。作為交換 ,達賴喇嘛承認阿勒坦汗為 “信仰的保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