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1611—1679年），字笠翁，浙江蘭溪人，他寫過許多劇本，並自籌家什到處演出。在總結前人的成就基礎上，他寫成了戲劇理論著作《閑情偶寄》，其理論包括創作和演出兩部分。在創作方麵，他不同於那些專從一個曲牌一些字句出發的評論家，而是注重作品的全局。他主張一個劇本要有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基於這一認識，他提出了“密針線”、“減頭緒”要有照應，要有“埋伏”等思想，使劇本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在人物刻畫方麵，他主張要寫出人物個性，寫什麼人，就像什麼人。他要求作者“設身處地”為劇中人物著想，把劇中人物心靈深處的東西表現出來。在語言方麵，李漁主張通俗易懂，重視演出效果。
清前期戲劇理論以李漁為代表，戲劇創作以洪昇與孔尚任為代表。
洪昇（1645—1704年），字昉思，浙江錢塘人。他一生窮困潦倒，在北京做了二十多年的國子監生，未得到一官半職。期間又遭家難，父親被流放邊疆。艱苦的生活養成了他孤傲的性格。他的代表作《長生殿》寫於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轟動一時，以至於當時“愛文者喜其詞，知音者賞其律”，“朱門倚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婦孺皆知“洪先生”之名。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因在佟皇後喪期內演唱《長生殿》，洪昇被彈劾，被革去國子監生，回到故鄉，過著鬱鬱寡歡的生活。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洪昇在浙江吳興夜飲失足落水而死。
《長生殿》是寫唐明皇李隆基與貴妃楊玉環的愛情故事。作者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把傳說和史實融合在一起，圍繞著李、楊之間的愛情，展現了安史之亂前後尖銳而複雜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一方麵讚揚李、楊之間生死不渝的愛情，一方麵揭露和批判封建帝王豪華奢侈的生活給人民帶來的嚴重苦難。這個傳統題材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在思想和藝術方麵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描寫勞動人民苦難的同時，塑造了一些愛國者的光輝形象，對叛國的漢奸、降官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表現了作者的興亡之感。
清另一位優秀劇作者是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號東塘。山東曲阜人。係孔子第64代子孫。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南巡過曲阜，謁孔廟。孔尚任在禦前講經，得到康熙賞識，授國子監博士，到北京，開始了仕途生涯。第二年，孔尚任被派往蘇北治水，往來於南京、揚州等地，親身體驗了民間的疾苦和官場的黑暗，同時結識了許多明朝遺老，加深了對明王朝曆史的了解。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他回到北京，遷戶部員外郎，但此時孔尚任已不熱心仕途了，決心完成他構思已久的《桃花扇》。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脫稿，轟動一時。但就在這一年，孔尚任被罷官，回到故鄉，晚景頗為蕭條。
《桃花扇》以複社文人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線索，集中反映了明末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作者把侯、李的愛情故事的展開和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鮮明的藝術形象，再現了南明王朝興亡的曆史。作者雖沒有在作品中直接正麵去寫民族矛盾，但其“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劇情卻不能不引起有亡國破家之痛的人們的強烈共鳴。當《桃花扇》演出的時候，故臣遺老皆“掩袂獨坐，唏噓而散”。體現了《桃花扇》的政治影響。孔尚任在《放歌贈劉雨峰》詩中說，“命薄忍遭文字憎，緘口金人受誹謗”。他的罷官很可能與創作《桃花扇》有關。
孔尚任在創作《桃花扇》的時候，十分注重曆史的真實性，無半點虛假借用。而且他對於戲劇本身的特點也不忽視，據實塑選其中的人物形象，比較正確地解決了曆史真實和藝術真實地有機結合，使《桃花扇》成為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一的古典戲劇名著。
當時，《長生殿》和《桃花扇》都是昆曲，昆曲在當時全國盛行，但同時，全國還有許多地方戲，在舞台上百花爭鳴。當時有所謂“南昆、北弋、東柳、西梆”之說。“昆”即昆曲；“弋”即弋陽腔，清初盛行於北京；“柳”指山東柳子戲；“梆”指陝西的“梆子”亦即“秦腔”。乾隆年間，昆曲被稱為“雅部”，地方戲被稱為“花部”，兩部各領風騷，爭奇鬥妍。地方戲的曲文雖不如昆曲，但音調優美，語言通俗，表演生動，富於生活氣息，因而很受廣大群眾喜愛。昆曲雖極諧於律，但卻使聽者茫然不知所措，乃為士大夫消遣的作品，“花部”因其在民間流傳甚廣而漸漸能夠與“雅部”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