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席話中可以看到乾隆恃強傲物，總以泱泱大國自居，英國人將當時其國內最大最新型的軍艦模型送到乾隆麵前，並在說明書中特別強調，英國在歐洲是第一位海軍強國，素被稱為“海上之王”。這時乾隆還在喋喋不休地侈談恩賜。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才做出英國“船堅炮利”的結論，乾隆是負有曆史責任的。
而馬戛爾尼使團在回到廣州的途中，看到清軍因夏天炎熱而一手持武器，一手持扇子，斷言如遇到戰爭，這些軍隊肯定缺乏勇氣。兩廣總督長麟在與馬爾尼談話時，想吸煙，馬戛爾尼從衣袋中取出一個磷瓶，點燃一根火柴給他，長林非常驚異，他不明白馬戛爾尼為什麼能把火放在口袋裏，英國人由此而得出結論，中國“在工業和科學上，比起西歐國家來，實是處於極落後的地位。”
自乾隆查處洪任輝告粵海關陋弊訴狀案後，將其他海關關閉，隻留廣州一地通商，而且拒絕英方擴地通商的主張，並加強對行商的管理，乾隆批準兩廣總督兼粵海關監督策楞關於實行“保商”的建議，規定由幾家殷實的行商充當“保商”，行商對寓居商館的外商有約束管理之責，“如有縱夷人出入，以致作奸犯法者，分別究擬”。這種“保商”製度，主要是強調中國人管外國人使行商具有承保外船，交納稅銀，責辦貢物。同時，《防夷五事規條》的製定，限製了西方商人和中國民間的直接聯係，主要內容是禁止夷商在省過冬，夷商到粵，管束稽查，借領人及被雇請漢人並查，嚴禁外夷傳遞信息，撥營員彈壓稽查夷船等。同時還設置了行商屬下的通事（翻譯）、買辦，推行封建主義的行商壟斷進出疆貿易製度等。
除采取上述措施以維護限製外商對華貿易外，乾隆一朝還調整了康雍以來沿海人民出海貿易的規定，限定三年為限，概準回籍。康熙雍正二朝對出口商品如米穀、火藥、硝磺、鐵器、綢緞、絲斤等限製非常嚴格。乾隆一朝做了調整，逐步放開禁運之令，但數額有所限製。
從以上措施可以看出，乾隆一朝雖實行閉關鎖國，但對外貿易和在華西方商人的管理逐步製度化、法製化。乾隆閉關的目的並不在完全斷絕對外貿易，而是在於防範國內敵對勢力合乎西方殖民勢力相聯係，獨開廣州通商即有此意。對沿海各地漁民向外通商，則比康熙和雍正兩朝寬鬆得多。但這種政策相對於以清盛世之經濟實力發展對外貿易，振興國威來抵禦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顯然是保守的、落後的。這種政策實質上極大地束縛了中外貿易的發展，限製了中國人民學習西方產業革命新技術及先進思想文化，阻止了中國經濟的開發與社會的進步。
18世紀中葉，廓爾喀人統一了尼泊爾以後，不斷擴張勢力，因其臨近西藏，在乾隆年間競兩次入侵西藏。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70大壽，六世班禪在兩年前就表示要親赴熱河為乾隆祝壽，為此，乾隆命人在熱河仿造班禪所居住的日喀則劄什倫布寺建造“須彌福壽之廟”，作為六世班禪的行宮。六世班禪於避暑山莊萬樹園覲見乾隆，為其誦經祝福，後不幸出天花死於熱河。班禪在清政府那裏得到許多賞賜，送回西藏後，被其哥哥仲巴據為己有，班禪之弟逃到廓爾喀，調唆廓爾喀入侵西藏，妄圖搶奪財寶。
廓爾喀遂派兵入侵西藏，乾隆得知後，立即派四川總督鄂輝、提督成德率川兵五千人藏援助。廓爾喀兵為搶劫而來，等到清兵入藏時，廓爾喀兵已飽掠而退，可鄂輝等人竟以收複失地，廓爾喀舉國內附而奏報，乾隆被蒙在鼓裏，竟冊封廓爾喀拉特納巴都爾親王。其實，廓爾喀暗中與西藏噶隆官員議和才退兵，因議和沒有經過達賴喇嘛，所以廓爾喀沒有得到噶隆許諾的地租而再次入侵西藏。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軍再次入侵西藏，清駐藏大臣保泰竟準備放棄西藏，至使班禪所居劄什倫布寺被廓爾喀軍搶劫一空，西藏僧眾人心慌慌。十月，乾隆命兩廣總督福康安率清軍入藏，第二年三月，福康安率軍從青海西寧出師，急行軍四十天入藏，在擦木、濟嚨戰役連克廓爾喀軍，清軍進入廓爾喀境內，先後攻克索勒拉山，深入七百餘裏，殺敵四千餘人。到達廓爾喀首都陽布附近時，清軍中伏，廓爾喀乘勝請降。福康安因八月即大雪封山，歸路被堵，遂準降，廓爾喀歸還了搶劫的大部分財物，並表示永遠遵守清約束，清軍致此取得反侵略的決定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