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1862～1920）出生於澳大利亞，與近代中國的政治事件關係密切。他於1897年至1912年任英國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1912年至1920年先後擔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四位總統的政治顧問。他在清末民初時期一直活躍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產生過比較重要的影響，被稱為“北京的莫理循”。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在來華外國人中以“莫理循大街”著稱，他在那裏建立的圖書館中外皆知，並以日本東洋文庫的前身而聞名。他所留存的大量的通信、日記、備忘錄、圖片以及實物資料等，身後捐給澳大利亞悉尼米歇爾圖書館，是研究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亞，特別是中國的重要曆史資料。
莫理循青年時代先後在墨爾本大學和英國愛丁堡大學習醫。但他生性並不喜醫學，而是熱衷於獨自到各地旅行。這一愛好把他引向了新聞報道之路。他曾作為普通船員在販奴船上了解南太平洋島民被賣到澳大利亞為勞力的悲慘經曆；隻身乘坐獨木舟漂完澳大利亞最大的河流墨累河。還曾曆時123天，行程2043英裏，獨自完成縱穿澳大利亞腹地的壯舉，甚至帶領探險隊考察了當時不為人知的新幾內亞。他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893年，但沒有留下多少記載。1894年他從中國上海沿長江西行，經由武漢、宜昌、重慶、宜賓、雲南的昭通、昆明、緬甸的八莫南行至緬甸首都仰光。其間，他乘坐一葉小舟闖過湍急的三峽，感受到船工的智慧和膽量，也欣賞了兩岸的如畫奇景；他走在崎嶇的山路上，親曆了西南部質樸的風俗、美麗的山川和災荒遺留下的淒涼；他對外國傳教士有褒有貶；對中國地方官員也有揚有損；他恥於英國不道德的鴉片貿易，又激憤於中國“土藥”的橫行。他把種種感受形成文字，寫下遊記《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並於1895年在倫敦出版。此書一麵世，即大獲好評，莫理循也因此引起《泰晤士報》的注意而被聘為記者。1897年2月，他被聘為《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他於同年3月抵達北京，在李鴻章的秘書、美國人畢德格的幫助下，最初租住於使館區內，1899年買到海關大院旁的房子定居。1902年，他買下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一所院落居住。
莫理循住所最大的特點是他創建的圖書館。他從到京之日起就開始搜購有關亞洲、特別是關於中國的西文書刊、圖版、手稿、小冊子等。搬到王府井大街後，他專門辟出房間用做圖書館。從1897年至1917年20年間，莫理循收集的英、法、德、意等十幾個語種的西文書刊已達24000冊，涉及政治、外交、軍事、曆史、地理、語言、考古、地質、動植物等多個領域。遺憾的是，這一中外聞名的珍藏最終沒有留在中國，而是於1917年以35000英鎊的價格售予了日本三菱財團的岩崎久彌男爵，成為現在東京東洋文庫的前身。
作為記者，莫理循的首要任務就是新聞報道，他因為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報道和義和團運動時期保護外僑而聲名大震，又以對日俄戰爭的推波助瀾和準確預測而得到列強的垂青，被稱為中國問題的權威。值得注意的是，義和團運動之後，他對中國的“新政”改革和傾向改革的官員如袁世凱日漸表示親近，從一個“帝國主義分子”轉變為同情和宣傳中國的觀察家、實行家。
莫理循於1902年3月2日與袁世凱在保定第一次見麵，在隨後的報道中稱他是一位愛國的官員。自此，二人開始了長達15年的交往，直至1916年袁世凱去世。莫理循極力宣傳清廷的“新政”改革，揭露日本的侵華野心，甚至不惜與反對他讚揚中國、抨擊日本的上司姬樂爾等人絕交。袁世凱被清廷罷黜後，他仍然繼續與袁世凱聯絡，並在1911年6月形成了一份袁氏生平的長篇備忘錄，內稱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始於袁世凱小站練兵，並斷言“袁世凱將重返政壇”。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莫理循通過《泰晤士報》引領英國新聞界的導向，宣稱中國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共和國，袁世凱則是建立這個國家的最佳人選。他遊說革命黨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們支持袁世凱為總統，並為袁定都北京出謀劃策。袁世凱在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曾親口對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們二人幫助他成為總統的。莫理循也因此受到袁世凱的特別賞識，成為中華民國的首位政治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