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人們急躁不安。他們對袁世凱慢吞吞的行事感到不耐煩。袁世凱正努力使從舊政體到新政體的變化平穩進行，盡量不猝然從事，可是他的策略被誤解了。各省都非常混亂，再也不能誇耀共和運動有秩序地進行了。中央政府成立前是不會有內部太平的。
萬事齊備後，兩個新的因素開始起作用，即：孫中山違背約定（或在外國顧問幫助下重新考慮他的地位），以及鐵良的陰謀（動搖人們對一個漢人的信任，而這個人一直忠實地和滿人站在一起，保留他職務將保證革命黨人忠實履行他們對滿人所作的許諾）。今後的幾天將會發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北京的氣氛極為緊張，人們開始逃難。
我極為高興地看到，在拖延了很久以後，姬樂爾終於得到了爵位。去年在印度和英國授勳的長長的名冊中，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獲得這樣的殊勳。
謹向你致以最好的祝願。
你非常誠摯的
[喬·厄·莫理循]
14.致約·紐·朱爾典函
[北京]1912年2月8日
我親愛的約翰[·朱爾典]爵士：
昨晚我被召往外務部去會見梁士詒和蔡廷幹，我同他們在一起呆了很久，討論孫逸仙的態度問題。毫無疑問，事情出現了障礙。他們害怕孫逸仙會重提他在1月20日從某地發出的最後通牒中的條件。梁士詒把裝在信封中的孫氏發來的電報全文交給了我，他顯然害怕孫氏仍然要堅持他在電報中所表示的那些觀點。我說，關於中國應該怎樣采取行動促使孫逸仙能比較通情達理，我是完全沒有資格提出任何意見的。我說我接到南京的來信表明孫逸仙比以前更為講道理，我還說我看不出他會在最後時刻像1月20日那樣再次阻撓那個方案。
隻要我能夠同在南京的福來薩取得聯係，我一定要他去見孫逸仙，讓孫氏發表一項聲明，表明他是否打算堅持其原先的北京不得有臨時政府的要求。難道偉晉頌就不能私下裏取得這個保證嗎？事情很明顯，如果北京沒有臨時政府，列強一定要強硬抗議，外國的幹涉將成為不可避免。因為我了解列強一定不會容忍隨著北京臨時政府被迫解散，必然會在中國北方出現的無政府狀態。
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協議是那樣接近於達成，如果讓孫逸仙在最後時刻破壞協議，那是不能容忍的。
經過反複思考，我得出的結論是，由袁雲台通過那個狡黠的外交家和頭腦敏銳的謀士喬·菲·孟席斯少校四處散布的無稽之談，其目的是用滿洲有發生敵對行動的威脅向孫逸仙施加壓力。我發回去的電報中對這事隻字未提。
昨天晚上我發出的電報完全是敘述清帝退位後給予皇室人等的條件。
你非常誠摯的
[喬·厄·莫理循]
15.致達·狄·布拉姆函
[北京]1912年2月16日
我親愛的布拉姆：
下麵是昨晚收到的上海彙豐銀行答複所詢事項來電的副本：
“英國總領事通知我們，目前唯一令人不滿意的因素大概是日本人反對袁世凱。我們秘密得知昨天的《大陸報》上有一則詆毀袁世凱的電報，並且警告中國人提防他狡猾的詭計。此訊得自日本官方消息來源。”
我曾同日本公使館談過他們態度的事。我以前曾告訴過你，伊集院同內田外務大臣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困難就在於此。公使館的參讚名叫水野曾在紐約多年，是個非常能幹的人。我同他已相識多年，我們的關係尚屬密切。他同伊集院的意見也不一致。現在伊集院出於某種無法解釋的原因自己出麵表示了不利於共和國的意見。
據2月3日的《日本每周郵報》（JapanWeeklyMail）所載，內田子爵在眾議院回答犬養先生的質詢時說：“伊集院先生已經把他的個人意見告訴袁世凱，即他認為對中國來說根據憲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議和是明智的。他說，對一國公使來說，提出他個人的建議這是慣例，在那一情況下，伊集院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權限而不是秉承本國政府指示行動的。”犬養先生是一個在國會中有八十名議員的政黨的領袖，因此他是一支應當加以考慮的力量。過去有一段時間他在中國中部；同革命的領袖們過從甚密。他回到日本以後，一直極力主張立即承認革命黨人為交戰的一方。如果內田按照他的政策行事，其結果一定是把中國分裂為兩個獨立的國家：一個在北方，另一個在南方。不過，日本政府已宣布在這個中國問題上願同我們協調一致地工作，而我們嚴正提出要承擔義務維護中國成為一個完整團結的國家。我們是讚成袁世凱的，他顯示出來的行政管理和領袖人物的能力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現在伊集院對約翰·朱爾典爵士說的話，表達了對袁世凱的敵意和不信任，但對袁氏沒有明確提出任何指責，他的態度又一次令人難以理解，因為在他任駐天津總領事時，他同袁世凱的關係比任何其他領事官都更為密切。有一個同日本公使館關係甚深的日本人名叫阪西的上校，同袁世凱交往多年，目前仍和他經常來往。昨天我還見到他。他把自己喬裝成中國人。一個比袁世凱年輕很多的人，卻能“打扮”得出奇的像袁。
總之，日本在這裏的政策非常不明朗，盡管還沒有發生什麼需要在《泰晤士報》上加以譴責的事情。但是，昨天我的確建議《每日郵報》的記者，要他發電報給他的報紙注意日本人在揚子江地區的活動。
你知道孫逸仙有好些日本顧問，其中的寺尾是東京大學的教授，他自從參加了孫逸仙一夥便被免職，理由是未經許可擅不到校；一個是大隈伯爵創辦的早稻田大學教授島；還有其他一些人包括小村侯爵的總角之交原口，兩人一起去哈佛大學讀書，他由美國回日本後就成為日本最傑出的鐵路工程師之一。他曾任計劃中的粵漢鐵路的總工程師，是張之洞雇用多年的一夥大約十七名日本工程師的頭子。
孫逸仙本人深得日本人的同情。他曾在日本居住多年，他對於那個國家比對於中國更為了解。事實上，他對於中國非常無知。因此日本人很容易利用這種心理。此外，孫逸仙還自以為他在日本有很大影響，足以取得日本對南方共和政府的承認。
日本人的金融活動引起彙豐銀行一些憂慮，這是很自然的。他們的活動有三：
（一）大倉洋行提供三百萬日元貸款，其半數由這家洋行以軍需品作價提供。這家洋行除其他生意外還幹軍火商。它和另外兩家公司，三井物產會社和棚田（Tanada），把中國劃分成他們出售軍火活動的領域，一家在北方，一家在南方，另一家在揚子江一帶。這筆貸款的另一半是向革命黨付現款。它們的計劃是用滬杭甬鐵路作為整筆貸款的擔保。這條鐵路一直是英中兩國政府外交談判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