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以上原因，我星期五從上海發電報給你，要求你們注意袁世凱對英國和日本的擔心，並建議英國政府最好明確宣布，英國不再以任何方式擔保支持帝製在中國延續下去。同時，唐紹儀致電袁世凱，建議他指示劉玉麟會見愛德華·格雷爵士，要求對這一問題作出明確的聲明。我想他已經這樣做了。不管怎樣，外交部已將我的報導用電報發回給朱爾典爵士，要求他解釋。我猜想朱爾典爵士會處於窘境，難以說明他所麵臨的困難，既要表麵上表示與日本人協同行動，卻又不得不反對日本人的政策。
我的電報無疑產生了好作用，因為它的結果是朱爾典爵士和伊集院坦率地交換了意見，並且兩個人於24日星期天與慶親王以及袁世凱舉行了會談。慶親王向兩位公使提交了準備按照唐紹儀的備忘錄的建議頒布的諭旨的文本。朱爾典表示同意。伊集院則謹慎地表示不加反對。伊集院說日本的情緒是強烈地支持帝製的延續。我猜測天皇本人深為中國事態的發展感到煩惱，而忠於他的人民為了實現他的意願甚至準備阻止民國的建立。另外，我從一個十分可靠的消息來源（佐原篤介，一位我結識多年的非凡聰明的評論家，他所提供的消息業經旁人證實）獲悉，共和思潮在日本有很大的增長，天皇對此深為憂慮，擔心中華民國的建立會對日本的運動起激勵的作用。
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在這次中國人與朱爾典爵士以及伊集院會晤時在場。朱爾典發言異常之好。慶親王對他說：“所有在上海和在華南的外國人都讚成共和，委實令人痛心。”朱爾典說：“殿下是否知道，上海各界對港口的狀況極為關注？一年多以來，外務部的情況令人歎惜。一事無成。我連續五個月為浚浦局的事奔忙，想方設法促使你們的政府協助保護自己的航道。我為工作犧牲了暑假，但我什麼事也沒有辦成。所有和你們的外務部打交道的外國公使都有這樣的體驗。所有的外國公使還有這樣共同的體驗，即再沒有別的政府會比當今的中國政府更加令人不滿了。”伊集院發言也很精彩。他說：“在日本，當革命來臨時，國家的上層人物樹立了愛國精神的楷模。我的嶽父（大久保，早在1878年被暗殺）遭暗殺前，已將全部財產獻給事業。他被暗殺時所有的財產還不到五十元。你們的顯貴要是對他們的國家有一絲熱愛的話，在危機發生時，理應獻出埋藏的財物，理應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們什麼也沒有幹，他們把財富看得比國家還貴重。”
作為這次會談的結果，人們了解到，在這次革命中，英國和日本實際上是僅有的兩個舉足輕重的強國（我們在中國的地位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突出）；人們決定在頒布詔書以前，先應取得皇室諸親王的同意。於是派人拜見各位親王。例如派蔡廷幹拜見載洵親王和其他一些顯貴。載洵是個昏庸無能腐朽透頂的親王，掌管海軍。出乎意料，這位親王對詔書欣然表示同意。兩位最為顯赫的親王——肅親王和毓朗提出反對。肅親王是世襲罔替的所謂八個鐵帽子親王之一，是一個真正的著名的滿族血統的滿人，在英國公使館對麵擁有王府。毓朗是乾隆皇帝長子的後裔，在某種意義上是京城裏血統最純的滿人，這位長子是滿洲的妃子所生，因此沒有繼承皇位。這樣，我昨天晚上的電文是以相當的見識為根據寫出的。
我在上海見到不少共和派的首領，我認為我幫袁世凱做了許多工作。我向他們指出，任命像孫中山或黎元洪這樣的領袖為民國的總統，決不能指望會得到列強的早日承認。孫中山對中國的情況一無所知，而黎元洪則在省外毫無地位。我對他們說，隻有袁世凱才能得到列強的信任，因為他已經顯示出他的治理國家的才能比中國當代的任何政治家為高。革命黨領袖們對我說，他們肯定會任命袁世凱為中華民國首任總統，他們並且準備用書麵寫下這種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