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袁世凱當政時他尚受到一定的重視，那麼，在袁世凱去世後的政府裏，他已經是個被忽略的人物了。在中國要派代表參加巴黎和會的消息傳出時，沒有人想到莫理循。如果不是莫理循的一些友人的呼籲，總統徐世昌也不會想到邀請他擔任中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的技術顧問。
其次，莫理循雖然在被任命之初也曾躊躇滿誌，並在民初三四年間致力於支持袁世凱、希望新生的政府能夠帶領中國走上強國的道路，但最終是失望代替了希望。因為在莫理循看來，他所企望的辛亥革命的結局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完美，沒有達到他的理想境界。
清政府被推翻，結束了兩千年的帝製，中國最終以共和製作為自己的政體。從積極的角度來說，革命黨人所主張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都基本達到了目的。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風俗等各個方麵，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人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渴望的近代化進程在辛亥革命以後取得了明顯的、長足的進步。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或者說，從消極的方麵來看，莫理循極力主張由袁世凱為總統建立的共和國，在政事方麵則呈現了令我們，也令莫理循扼腕痛惜的結果。莫理循在報道袁世凱與南方革命黨人議和的電文中，經常會用到“compromise”這個詞，即“妥協”。事實上，辛亥革命的結局正是袁世凱和孫中山妥協的產物。袁世凱放棄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取得了沒有多少權力的總統職位。孫中山失去了總統的頭銜，實現了清帝遜位、暫時給總統以較大權力限製的共和製的理想。但袁世凱是一個權力欲極強的人，他之所以妥協，政治主張和他的權力欲比起來又在其次。據趙秉鈞言：“項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時機，武昌事起，舉朝皇皇，起用項城，授以指揮全國軍隊全權，正是大有為時機，得以償其抱負。”因此，一場革命到了袁世凱那裏卻成為實現權力的機會。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尤其是對袁世凱的無情貶斥，甚至危及他的生命，使他不願為清廷賣命。但作為一個既主張改革、走近代化道路，又反對意識形態變革的官僚，他不願意看到中國出現孫中山所描述的民主共和的局麵，而是主張通過君主立憲的方式達到南北雙方的調和。而當時革命聲勢浩大，舉國一致要求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據徐世昌回憶：“項城以為在此潮流轉變之下，民心思動，已非一朝，不是單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張剿撫兼施……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後，他言剿改而言撫，言撫進而言和，純出於項城之主持……資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項城之利用，經此醞釀，乃促成南北議和之局。”可是，袁世凱處心積慮達成的和局，莫理循費盡口舌得到的結果，卻是袁世凱為得到個人權力而鬥爭的開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一番話就頗有深意：“一切動亂的根源，在於南北雙方的政治觀點存在著重要分歧。像孫中山和黃興這樣的人，確實與袁世凱和較老的官僚階層毫無共同之處。孫中山等人讚揚憲法程序，想利用那些程序作為剝奪總統權力的工具。袁世凱等人認為國會沒有什麼優點，它已經變成名副其實的魔窟；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繼續按照那些舊的方針路線統治國家。”其結果是兩敗俱傷，“漁翁得利”。俄國與外蒙獨立，英國與插手西藏事務，日本與“二十一條”，民初種種外交危機顯示出，列強的乘機侵略與國內的權力之爭總是使當時的人們處於劇烈的矛盾鬥爭中，似乎總是不能協調抵製侵略與國內權力之爭這二者的關係。被權力欲強烈吸引的袁世凱在對外交涉方麵就顯得相對軟弱，而對革命黨人的鎮壓卻十分強硬和果斷。辛亥革命帶給這個古老國度的進步影響和深層次的意義便被淹沒在政事的紛爭之中了。對於這一現象，莫理循曾極力為袁世凱做過辯護，並盡己之力希望把袁世凱引導到實現強大中國的道路上去。但袁世凱最終以稱帝這一毀滅自己又使中國陷入災難的舉動，給莫理循以極大刺激，使他對自己的理想產生了懷疑，他為此大惑不解。而無論他多麼不解、無奈與憤懣，曆史卻是無法改變，也不能重新來過。
然而，盡管莫理循身份的轉變導致極大的落差與對比，盡管他充滿了不滿和不解，他還是采取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滿懷信心地投入到為中國及其政府的服務之中。盡管他多次抱怨不受重用，得不到中國事務的信息，但他依然為這個國家的財政、外交、邊境、新聞宣傳等撰寫了大量的備忘錄，提出了各種意見和建議。而在揭露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內容、反對袁世凱稱帝、敦促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改變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等方麵，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