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的報道同樣引起日本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的不安，他於23日向國內發電報，希望“我外交部亟應及時辟謠，消除影響，方為得宜”。25日，又發一電，其內容是：“英國外交部頃已發表聲明，要點如下：關於日、英兩國正在采取協同行動支持清國實施君主政體，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等等報道，全與事實不符。英國政府雖正與其他各國采取協同行動，但其努力目標，卻在於援助清國能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建成有效之政府。據查，上述聲明之發表，當係由前電所述莫裏遜氏來電所促成。”但伊集院在24日訪慶親王和袁世凱時，對於袁世凱準備發電唐紹儀同意由國民會議議決政體，仍主張“應暫時放棄這種意念”。“閣下如在我方態度決定之前貿然采取上述手段，將陷本使於困難境地，並使我國政府對閣下之真意發生懷疑，從而可能引起對貴國不利之後果”。日本政府的態度雖然有所改變，但元老院對此並不為意，因此在25日當天，內田外務大臣還在致電伊集院，“認為當此時刻亟應采取措施，通過背後手段軟化革命軍，使其以君主立憲為基礎繼續進行協商”。
莫理循在致布拉姆的信中稱，24日朱爾典和伊集院彥集二人與慶親王、袁世凱的會談，實際上是23日下午袁世凱派蔡廷幹通知他們第二天有密事相商。朱爾典和伊集院彥集於24日下午約好彼此錯開一小時分別前去袁世凱和慶親王那裏密談。正如上文所說，日本對中國采取共和製依然予以抵製。但到26日，在英國政府已態度明朗地支持中國實行共和製時，日本外務大臣內田致電伊集院，鑒於“目前不但英國駐清公使已表同意，如日前第410號電轉發我駐英代理大使來電所述，已有跡象表明，英國政府亦必逐漸趨向同意。如果英國政府下決心同意此案，則帝國政府不顧兩國之間協調關係而單獨出麵梗阻，亦屬無趣”。日政府還從另外渠道得知袁世凱本人堅持君主立憲的決心也已動搖，“甚至皇室懿親，如慶親王等，亦有轉而讚成召開國會議決政體之跡象”。事態至此，“帝國政府單獨繼續擁護君主立憲之理由可謂業已喪失”。即便如此，伊集院仍然極力勸說袁世凱緩發致唐紹儀的複電。27日，日本政府電令伊集院“持靜觀態度，一任事態之自然發展”。可見是英國逐漸強硬的態度和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才是日本轉變措施的主因。莫理循的電報有可能在促使英國政府表明自己並非與日本共同幹預中國的政體問題方麵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日本放棄其中國君主立憲主張的決定因素。
（四）發起洋商通電清帝退位活動。
莫理循在1912年1月14日發電《滿人倒台/退位條件》，《泰晤士報》於15日在第5版予以刊登。他用了一整段敘述外國人在上海的商會發給慶親王、已退位的攝政王載灃和袁世凱的電報，敦促清廷盡早下詔，宣布遜位。而這一切竟都是莫理循在蔡廷幹（當然秉承袁世凱的意願）的要求下一手導演的。
早在1911年11月初，湖北軍政府以黎元洪的名義在寫給袁世凱的信函中表示，如果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則擁袁為總統，這一方案為起義各省所普遍接受。12月26日，南方各省代表在南京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29日正式選舉孫中山為臨時總統。這一變動使袁世凱認為南方不可靠，遂提出在天津另組臨時政府，要求清帝退位後南京政府即行解散。針對於此，孫中山說明自己是“虛位以待”，條件是：1.清帝退位，放棄一切主權；2.清帝不得幹預臨時政府組織之事；3.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南京；4.孫中山須待各國承認臨時政府後方能解職。四條辦法中，第一、二條針對清帝退位，第三條關於國都問題。對於袁世凱來說，此時首先要解決的是清帝退位問題。為了達到清帝退位的目的，袁世凱授意各地、各界通電清廷，要求皇帝退位。在各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下，在華各外國商會也紛紛發出通電要求皇帝退位，而莫理循在其中起到了直接的促進作用。
在駐外公使、北洋軍人等致電敦促的同時，袁世凱希望看到更多向清廷施加壓力的電報。早在1月5日，莫理循去見袁世凱時，袁曾小聲對他說：“再加些壓力，朝廷就垮台了。”1月10日，蔡廷幹寫信給莫理循，希望他動員上海商會領頭請願，要求皇帝退位。莫理循果然立即給在上海的工部局卜祿士寫信：
目前全部問題在於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種壓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議，一個好辦法是使上海商會通過約翰·朱爾典爵士向慶親王和皇帝的父親提出請願書，理由是皇室妨礙和平，而沒有和平是不可能恢複正常貿易的。這個建議來自袁世凱自己的人，我認為可行，因為，如果我們能使一個商會這樣做了，所有旁的商會將會跟著做，積累起來的力量會是非常強大的。
卜祿士立即行動，1月23日，他致函莫理循說：“收到你的來信，我立即將商會的想法付諸行動，並希望他會產生某種效果。”與此同時，莫理循也與熙禮爾就此事商議，得到了熙禮爾的支持。因此，香港、上海各商會都發出了通電。這便是莫理循在這裏大段引用的內容。它表麵上似乎是針對整個朝廷，甚至把袁世凱的名字也與慶親王等放在一起，實際上袁世凱才是這一行為的幕後指使者。蔡廷幹和莫理循是具體的執行者和策劃者。莫理循對此並不隱諱。他在致布拉姆的信中說：“我個人對這篇電文甚感興趣，因為它是在我的授意下出籠的。曾經有人向我指出，如果接連不斷地從各個通商口岸發出類似這樣的商會通電，將會形成積聚的力量。我不懷疑發通電的提議是袁世凱提出的，至少是一個同他關係密切的人提出的。”
《倫敦每日電訊》曾有評論：“歐報多稱滿廷遜位，南北調和，殆為港滬各洋商及教會請求之力，此實大謬。此次中國革命，並不屈於外勢，自起事以迄現在，皆係中國人自為主動……洋商教會，於中國之政治上，毫無影響勢力於其間。倘各國希望中國與外人有真實之感情，務須知此底蘊，不可自相誤會也。”此說完全抹殺洋商教會的作用有其偏激之處，而且否認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幹涉隻能說明是掩耳盜鈴。但應當看到，洋商的通電與當時中國國內其他通電一樣，起到了威懾清廷的部分作用。評論所說的正確之處在於，它是袁世凱迫使清帝遜位活動中的一個小小的環節，其主動在袁世凱，而不在洋商，或者說不在莫理循。而莫理循在這個環節中起到了鏈接的作用，是袁世凱依靠外界支持的重要內容之一。
（五）為袁世凱“體麵地”當上總統出謀劃策。
當1911年11月16日蔡廷幹與莫理循促膝長談之後，莫理循得出結論，中國實行共和製已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清廷已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但袁世凱能否在清廷遜位之後當上總統呢？莫理循遇到的問題是：“袁世凱會接受這一任命嗎？他已向朱爾典爵士強調說明他不會這樣做，並且他責成向所有其他外國政府發出類似的信件。他說，他和他的祖先忠實地為清廷服務，而他不願將來被看作篡權的人。”其實袁世凱也渴望知道他能否當上總統。但在這一點上，中國官僚固有的習慣和袁世凱自己的個性使得莫理循看不出袁世凱的所思所想。“難以了解袁世凱頭腦裏到底在想些什麼”。但莫理循顯然意識到袁世凱內心是渴望的，“我毫不懷疑他（唐紹儀）是在袁世凱的充分認可下才這樣做的（指唐紹儀發表聲明同情共和黨人），但我沒有證據……袁世凱知道唐紹儀持有共和黨人的觀點，他對唐的聲明應有所準備……唐紹儀聲稱他對我十分信任，而我也相信他對我比對其他任何外國人都更為信任。他把他本人和袁世凱之間往來電文的文本給我看”。“袁世凱派唐紹儀去上海時，完全清楚唐紹儀的意圖，我對這點從沒有過任何懷疑。唐紹儀的辭職要求被接受了，但從那以後他一直同袁世凱保持著密切關係。他是通過他的親密朋友梁士詒進行聯係的。”對於袁世凱指責唐紹儀，莫理循不能理解。“在整個這場危機中，我們都在和東方人打交道。我們無法像理解歐洲人的行為動機那樣來理解他們的行為動機。”莫理循又透過汪精衛與袁世凱非同尋常的關係（莫理循寫道：“有一次汪兆銘來看我，就是同袁世凱談了三小時以後來的。”）認為：“袁世凱已經多麼深地介入共和運動，又多麼容易使我相信袁世凱會同意實行共和並出任第一任總統。”因此，對於袁世凱的一些做法，使他這個西方人竟然也開始用東方人的方式來思考了，即用一種不使袁世凱難堪的方式解決他想當總統的問題。他認為：“袁世凱仍主張君主製，但到最後如果無術可施，則很可能同意就任第一任大總統。對於袁氏其人，各方麵雖然反感頗大，但一般均認為推袁為總統在獲得國際承認上最為合宜。”為此，他建議：“其步驟，將首先以上諭形式邀集各省代表在上海召開國民會議，討論政體，朝廷則按會議議決行事。有理由相信，黃興將同意此種步驟。國民會議將做出何種決議，已毫無懷疑餘地。”之後，在唐紹儀南下議和並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狀況下，莫理循想出了自己認為是絕好的主意：“我不明白為什麼不能這樣安排，即國民會議一旦提名，清廷自己支持任命袁世凱當總統。”他將這一想法在12月31日告訴了蔡廷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