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雖然與袁世凱就國家政體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希望袁世凱順應潮流，同意建立共和國，但他對當時中國的整體認識是：“對中國來說，袁世凱是做大總統還是做皇帝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須退出曆史舞台，這似乎是民心所向。”無論是君主立憲製還是共和製，都需要一個領袖，他認為這個領袖隻能是袁世凱。當然他的主張也並非獨創，而是當時大部分中國人和在華外國人的普遍心理，也是列強比較一致的看法。有學者指出，“在孫中山與袁世凱之間，立憲派選擇了後者、帝國主義也選擇了後者，而更多的人則出於對亂黨的不信任而在無意識中傾向於後者”。莫理循的特點在於，他把這種看法放大，而且十分執著。到12月下旬，他明確地指出，中國普遍希望袁世凱出任共和國的總統。他在電文中稱：“唐紹儀的朋友們對唐早早地對共和表示讚同並不感到吃驚。他強烈渴望阻止進一步的流血犧牲，相信大多數人不接受在保留一個軟弱的、不受信任的小皇帝的前提下議和，他已采取了唯一可行的辦法，對共和政體表示支持。”盡管袁世凱“堅持君主立憲思想，但人們堅信他肯定會讓步，並成為第一位聯邦共和國握有全權的總統。盡管對他這個人有不少反對之聲，但普遍認為，由於他在外國人中有威信，他擔任總統可使共和國盡快被外國列強所承認。”到1911年12月中旬，莫理循親自南下說服革命黨人時，又不失時機地發表共和黨人也推崇袁世凱的報道。在1912年1月16日的《泰晤士報》上，莫理循指出共和黨人對袁世凱的認識，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家中隻有袁世凱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在滿漢人中均有勢力，掌握著國家最精良的軍隊，受到外國的信任和尊敬。《泰晤士報》這天的社論對於尚未變成現實的事件持謹慎態度，但一再說明，通過駐京記者的報道，相信一切將有秩序與合法地進行，同時，也是根據莫理循的報道，社論對袁世凱的能力進行了長篇的宣傳，給人們一種暗示，隻有袁世凱才是總統的最佳人選。社論指出，在結果尚未明朗之際，新政府的首領應當是這樣一個政治家，他應當是迄今為止顯示出贏得列強信任的有才能的人。隨後提到內閣總理袁世凱，說他把國家利益放在黨派之前，放在他強烈的個人意願之前，他已經顯示了他的政治才能，也在不犧牲國家利益的同時對朝廷做的妥帖安排中表明他嫻熟的外交經驗。他已經告訴我們他作為一個管理者的能力。正如我們的駐京記者暗示的那樣，他有權要求更高的權力。他在滿漢人中均有許多的追隨者，他具有“帝國精良軍隊的創建者”這樣的優勢。在1月19日的報道中，莫理循認為，有理由表明，皇帝遜位、袁世凱當總統才是和平的希望，是對當前困境令人滿意的解決之道。
從這些報道中可以看出，莫理循筆下的辛亥革命已經成為如何擁戴袁世凱為總統的問題了。在南北議和中，一旦雙方出現不一致的現象，莫理循所做的，就是盡力了解事態的進展情況，試圖向世界表明是孫中山背棄了諾言，袁世凱則是被誤解。不加分析地把責任全部推到孫中山和革命黨的頭上。1月22日在《中國的總理大臣和孫中山》的大標題下，他寫道：“形勢突變。”據莫理循報道，20日孫中山發給袁世凱一封電報，要求北方不得有臨時政府，列強承認共和國政府之前袁世凱不能加入政府。孫中山希望的是皇室在退位時將政權直接移交給南京的共和政府。莫理循認為孫中山背棄了他自己的誓言。這樣做，是給北方各省帶來像南方各省特別是廣東已經顯現出來的不安定。他認為，在袁世凱運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在禦前會議上向清廷施加壓力的時候，孫中山又提出新的條件，這對袁世凱來說是“屈辱的”計劃。在這裏，莫理循沒有說明，袁世凱19日會見朱爾典，提出由清廷授予他全權組織臨時政府或臨時政府暫設天津，由他組織統一政府；20日，袁世凱讓唐紹儀轉告伍廷芳，擬由清廷授權在天津組織臨時統一政府，南京臨時政府在清帝退位後2日內即行解散；而後孫中山才有電報給袁世凱，提出清帝退位，不得把政權私授臣民，北京不得再立臨時政府。也就是說，袁世凱增加條件在先，孫中山附加條件在後，但莫理循隻告訴讀者單方麵的內容，不免斷章取義，有偏袒袁世凱、貶抑孫中山之嫌。而《泰晤士報》則完全與莫理循的口氣一致，不難看出，莫理循和《泰晤士報》是怎樣通過報紙引導公眾的注意力和判斷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