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另一學者袁枚也從一個嶄新的角度評價了封建製和郡縣製的優劣。
不過，袁枚的立論和其他學者大不相同。袁枚認為，封建製的社會環境寬鬆，所以才會有孔子、孟子等諸子百家學說的誕生。如果在郡縣製下，思想高度統一，就不可能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麵。
賴有封建，然後棲棲皇皇，之衛、之齊、之陳蔡、之梁、之宋、之滕，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子弟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為師，使聖人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局促於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再書封建論後》）
袁枚還認為，實行封建製，如果天子無道，天下諸侯多著呢，百姓在“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商湯就是以諸侯的身份取代了夏桀建立商朝，周武王也是以諸侯的身份取代商紂王建立周朝。袁枚認為，封建製是多元政治，郡縣製是皇帝專權，行封建可以形成政治多元，行郡縣則易造成君權至上。
封建製的缺點在於封國勢力強大之後，各自爭霸爭強，不服從中央政府。
郡縣製的優點在於不會出現封建製下“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郡縣製之下郡守縣官是由皇帝任命，一屆到任之後不久就會遷轉，由於遷轉的次數過於頻繁，因此很難洞察各地的民情（數歲而一遷，或半歲而一易，所到之處，卒難洞悉風土人情於旦夕）。等到這些官員熟悉了當地的情況，想有所作為之時，已經一屆到任，所以，各地官員都把自己管轄的地方看做是中轉的驛站，把屬地的百姓看做是路人（以故視其地若郵舍，馭其民若路人）。
袁枚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袁枚提出這一說法主要是希望能夠施行分權，以削弱皇帝的專權，但是他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即封建製下的不法諸侯王。他們不是數年一遷轉，如果他們專橫殘暴又不能及時調遷，該諸侯四十六千古一帝國的百姓不知要受多少磨難才能有出頭之日。所以，郡縣製的官員任期確實存在問題，但是，封建製下的終身製同樣有諸多弊病。袁枚之說具有參考價值，但並非良策。
因為人類的任何社會製度都不可能盡善盡美，都會有自己與生俱來的弊端，都需要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民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梁啟超在1920年寫的《戰國載記》一文也指出：
天下之趨統一，勢也。不統於秦，亦’統於他國。而統一之愈於分爭，則明甚也。天將假手於秦，以開漢之後之局，夫誰能禦之！而秦與他國，又何擇焉？
秦並六國，實古代千餘年大勢所趨，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個所能為，亦非秦一國所能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國所宜任受也。
這等於承認第一，天下統一是大勢所趨，是千餘年來大勢的邏輯歸宿；
第二，統一之利遠勝於分裂之害。至於是誰統一都無所謂，關鍵是要統一；
第三，秦始皇統一天下不是他一人的功績，他的罪過也不能由他一人承擔。
這些學者之所以太唱封建之歌，關鍵原因是他們目睹了明清兩代皇帝專權的各種危害。提倡封建隻是一種政治策略，他們是想用封建製的分權解決郡縣製的專權，這是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學者們的新思考。
在中國古代後期評價秦始皇的諸家之中，明代的李贄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他說：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藏書》）。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個世界。是聖是魔，未可輕議。
祖龍是千古英雄。掙得一個天下，又以挾蘇為子，子嬰為孫，有子有孫，卒為胡亥、趙高二豎子所敗，惜哉（《史綱評要·後秦記》）！
李贄的這些觀點，包括四個方麵的內容：
一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幫助下，掀翻了一個舊世界，這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
二是對秦始皇的評價，不要信口雌黃，此公到底是聖是魔，不可妄下結論；
三是秦帝國毀在胡亥、趙高之手；
四是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千古英雄。
這四條的關鍵是第一點，因為其他三條都是從第一條派生出來的。
李贄講秦始皇“掀翻一個世界”，指的是秦始皇終結了實行封建製的周朝，建立了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央集權製的帝國。
這裏講的“封建”是指“封土建國”、“封爵建藩”。這是“封建”一詞的原始之義，也是最符合“封建”本意的義項。
周秦之變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體製變革，是一次統治製度的大換班。秦始皇廢分封而行郡縣，成為中國曆史上名副其實的封建製的終結者，同時也是帝國製度的開創者。
李贄正是從廢封建行郡縣的角度將秦始皇視為千古英雄。如果從秦始皇創立的郡縣製對此後中國的影響來看，這種評價實不為過。
附帶講一下這個時期民間的聲音。清人楊廷烈所著的《房縣誌》記載了一則異事。有人發現一種全身長毛的“毛人”，據說他們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築長城勞役的百姓，由於躲入深山老林，年長日久，全身長出毛。傳說當碰到“毛人”時，他先問你：“長城築完乎？秦皇還在嗎？”隻要回答：
“長城未築完，秦始皇還在！”他們就會逃之天天。
這個記載當然隻能視為人民群眾的一種傳說，它代表的是民間對秦始皇的一種評價。如果曆史上根本沒有那樣殘酷的事實，絕不會出現這種奇異的傳說。民間對秦始皇的評價主要集中在修長城一事上。孟薑女的傳說與流傳演變代表的也正是這種民間立場。這種評價就是對秦始皇無休止的勞役的恐懼與對秦始皇急政的詛咒，這種來自民間的立場，不可能上升到更高的角度與視野，也無法對秦始皇的功過是非進行全麵評價。
古人對秦始皇的評價，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漢之際的劉邦和項羽。他們認為做人就應當像秦始皇一樣（嗟夫！大丈夫當如此也）。從漢代開始，賈誼基於劉漢政權合法性的現實政治目的對秦朝二世而亡所作的議論，把秦始皇塑造成了一個暴君的角色，對秦始皇在秦亡過程中所要承擔的責任進行了鞭辟入裏的分析，以此作為新朝代的前車之鑒。在唐人那裏，秦始皇被視為一個警示的樣板，不斷從曆史中翻出來作為恫嚇當朝君主的有力武器，這種警示作用在不斷強化著對秦始皇的負麵評價。唐代的柳宗元則從反對藩鎮割據的立場出發肯定秦始皇。隨著曆史的發展，對秦始皇進行評價的焦點亦漸趨集中，郡縣製、“焚書坑儒”成為不斷被拿來評價秦始皇功過的證據。在這個過程中，對“焚書坑儒”的評價逐漸剝去了主觀色彩，人們開始多角度、多層次地對這一事件以及前人的誇張說法進行重新審視。明代的李贄給秦始皇以高度評價，說秦始皇橫空出世，“掀翻一個世界”，把秦始皇視為千古一帝的言論亦出現在其《藏書》中。秦始皇作為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皇帝，是各種評價的綜合體。隻有整合正麵的、負麵的各種“片麵的深刻的”評價，才能認識真實的秦始皇。一味地歌頌與一味地批判同樣是偏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