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又有香港大學羅忼烈先生發表文章《談李師師》，對其生平作了考證。認為北宋詞人張先（字子野）熙寧末年（1077）最早在《師師令》中提及李師師，稱當時李師師隻有十五六歲。這樣算起來，她約比周邦彥小六歲，而比宋徽宗就要大二十歲，所以李師師與周邦彥產生私情是完全可能的，而與宋徽宗之間應該是不會產生什麼風流韻事的，或者說這位風流皇帝是不會去“幸”這位“媽媽級”美女的。同時指出，周邦彥的《少年遊》為元豐年間初入太學時的少年豔詞，和作《蘭陵王》一詞相隔大約有四十年，而《貴耳集》卻把它們湊在一起，可見其牽強附會。
有人注意到，張先的《師師令》中隻提到“師師”之名，而未提及此人之姓。這樣，或許北宋曾有兩個“師師”，一個與周邦彥有私情，另一個與宋徽宗交歡，因為都叫師師，所以後來的文人騷客將兩人混為一談，由是杜撰了一出“忘年”的三角戀情。
不同意張子野《師師令》與徽宗時的李師師有關聯的看法，早在清代就已有人提出。吳衡照在《蓮子居詞話》中說：“張子野《師師令》相傳為贈李師師作，按子野熙寧十年，年八十九卒。自子野之卒，距政和、重和、宣和年間又三十餘年，是子野不及見師師，何由而為是乎？調名《師師令》，非因李師師也。”就是說《師師令》為流行曲調名，而非為李師師而作，直接否定了張子野《師師令》是贈徽宗時李師師的說法。丁紹儀在《聽秋聲館詞話》中也說：“子野係仁宗時人，少遊（秦觀）於哲宗初貶死滕州，均去徽宗時甚遠，豈宋有兩個師師耶？”秦觀、晏幾道等人的詞詠中也有贈“師師”的作品，秦觀卒於哲宗末年（1100），晏幾道雖晚幾年去世，但微宗即位時已有七十高齡，其所詠贈的都不應是徽宗時的李師師。其實，由於宋代民俗，歌妓名“師師”者甚多。從上述情況看，可以說在北宋中期至少有一個出名的歌妓“師師”，有別於北宋末徽宗時的李師師。
而徽宗時的李師師，《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小唱李師師……誠其角者。”《墨莊漫錄》卷八說：“政和間，李師師與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浩然齋雅談》又說：“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有學者估計，自崇寧迄宣和的二十餘年間是李師師活躍歌壇的出名時期，如以崇寧元年師師為十六歲計，到宣和六年她便是三十八歲。而周邦彥從哲宗紹聖四年（1097）至徽宗政和元年（1111）都在京城為官，尤其是政和六年至七年（1116～1117），正是他提舉大晟府之時，李師師既是汴京角妓，其所居鎮安坊又和大晟府互為鄰近，所以兩人的交遊完全可能，且由於業務上的需要，周邦彥、晁衝之等官員都可召師師來官府，以了解民間新曲和小唱藝術，或將新詞以之試歌，當然也不排除周、晁之輩可徑至師師家采風。宋人記述師師與周邦彥的關係雖有傳訛的可能，但確有根據，隻是在流傳過程中給人們添油加醋，則是免不了的。
《宋史》載，“自政和後，帝多微行”，其實政和以前，徽宗也已偶有微服出幸之事。《李師師外傳》記徽宗初幸師師家是在大觀三年（1109），這年師師約二十三歲，二幸、三幸在大觀四年，四幸於宣和二年（1120），五幸於宣和四年。這與正史中徽宗“多微行”的描述基本上是吻合的，當然其幸師師家的次數當不止於此。徽宗本是個昏庸荒淫的皇帝，李師師“色藝絕倫”之民間歌妓的特殊風韻，引起徽宗的強烈興趣，從各方麵條件分析，《貴耳集》中描寫的皇帝、官員與名妓的三角戀情，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至於它是否是曆史事實，則就難說了。今人所作的《宋詞通論》，就相信這三角戀情是曆史真實的故事，說：“堂堂之尊的宋徽宗，竟不惜迂尊降貴，常微服夜幸其（師師）家，後來因感不便，竟從內宮通了一個潛道到她家裏……我們若讀了周邦彥的《少年遊》……一首清清小調，我們可以想見一個風流自賞的天子和一個浪漫少檢的詞人，演出一段三角戀愛喜劇的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