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們還是能看到一些有關蔡京書法較為客觀的評論。如《宣和書譜·蔡京》評其《十八學士圖跋》“深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元代陶宗儀《書史會要》曾引當時評論者的話說：“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人，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古今，鮮有儔匹。”姿媚豪健的蔡京書法，與較含古法的蔡襄書法相比，似乎也更富有新意，更能體現宋代“尚意”的時代情趣。所以安世鳳《墨林快事》就認為：蔡京勝過蔡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近人《中國書法大觀·蔡京的書法藝術》也評價道：“蔡京《跋唐玄宗鵲鎢頌》在縱筆方麵做得非常成功。平心而論，此幅作品已可追蔡襄了。此跋較其他作品顯得圓活，清勁姿媚……可謂已入唐人行書的風範，結字也迫近唐代柳公權，內緊外鬆，主筆舒展清健，靈運獨到，渾然天成。通篇作品能在經意之中表達出一種隨意的風流藉蘊，確為不易。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情馳神縱，超逸優遊，甚得晉唐人神韻。”
另外，蔡襄書法雖在前期被推為“當時第一”，但自北宋中期書法新貌形成之後，人們對蔡襄的字漸有微詞。蘇軾在《東坡題跋》中就提到“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仆以君謨這當世第一，而論者或不然”。主要是蔡襄的作品有時過於纖弱柔媚，如米芾曰：“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名花。”（《寶晉英光集·補遺》）黃庭堅也說：“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豫章先生遺文》卷十）主要是蔡襄在追求風流韻趣的同時，沒有把握好陰柔與陽剛二者之間的尺度，過於陰柔而缺陽剛之氣。可見，到北宋中後期，人們對蔡襄書法的評價已不那麼一致了。
對此，堅持“蔡襄說”者提出反駁，認為“宋四家”之說，雖然迄今未見於宋人文獻，但南宋遺民、元初王存在《跋蔡襄洮河石硯銘》墨跡中稱蔡襄書法“筆力疏縱，自為一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嚐評之，東坡（蘇軾）渾灝流轉神色最壯，涪翁（黃庭堅）瘦硬通神，襄陽（米芾）縱橫變化，然皆須從放筆為佳。若君謨（蔡襄）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其中已明確提出“四家”之說，且“蔡”是為蔡襄。至於排列次序，近人張伯駒曾在《宋四家書》一文中指出：“按次序應是蔡、蘇、黃、米，普遍讀為蘇、黃、米、蔡，以陰陽平上去順口，遂成習慣。”說明這一排列是因讀音上的順口而形成的，與四大家的年齡輩分高下並無關係。
另外，在書法史上，蔡襄的書法作品以全麵著稱，楷、行、草諸體都能有所成就，而其許多非行非草的作品，隨意縱逸，更具魅力。同時，他還是宋代尚意書風的奠基人，重振了宋初靡弱的書壇。因此，從總體上看，其書法成就顯然是要超過蔡京的。而蔡京的作品，與其他諸家比較起來，不免有單薄的感覺，用筆不太周到厚重，尤其是筆法的不豐富，顯得不夠熟練和老辣，所以米芾說“蔡京不得筆”（《海嶽名言》）。蔡京以複古為新，沒有強烈的創新意識，藝術品味的局限很大，他所繼承的晉唐風範實質上已是被“歪曲”了的晉唐，沒有了神韻的灑落，其作品僅是優雅的“案頭小品”罷了。所以蔡京比蔡襄略遜一籌，難以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三人相提並論，在宋四大家排列中，應是蔡襄的地位更牢固。
看來，“蔡襄說”頗有道理，“蔡京說”也非無稽之談。而從蔡京是個大奸臣，且做了如此多的禍國殃民之事的曆史來說，人們從感情上自然要傾向於蔡襄說。不過，如從純粹藝術上講，二蔡之爭看來很難會有最後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