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最終能消滅異姓、同姓諸侯的分裂割據威脅，還大大得益於從劉邦就開始執行的一項基本國策——強幹弱支（或稱為強本弱末）。在劉邦接受婁敬的建議遷都關中後不久，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項建議：將關東原六國君主和貴族的後裔、豪強大族和“亂眾之民”（有反抗傾向的人或潛在的反對勢力）十多萬人遷到關中。劉邦死後，他的陵墓——長陵所在地設立了長陵縣，關東移民成為該縣的基本居民。從此形成了一項製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設立一個以該陵命名的縣，稱為陵縣；居民主要從關東遷入，稱為徙陵縣或遷陵縣。遷移的對象也擴大到漢初功臣的後裔、一定級別的官員（如二千石以上）、資產達到一定標準的富戶（如古代山水畫五百萬以上）等。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決定不再設置陵縣為止，累計遷入人口超過60萬，到西漢末年，移民後裔已達120餘萬，占首都地區總人口的一半。關東移民及其後裔在政治、軍事上的作用更遠遠超過他們在人口數量上所占的比例，“關東出相”，朝廷文職高官幾乎都是關東人；關中資產最多，在商業上占有壟斷地位的又非關東移民莫屬。在關中（代表著朝廷、中央）與關東（代表著諸侯、地方）這架天平上，這批移民無疑是一個分量極大的砝碼，所幸從劉邦開始就將它牢牢地置於關中一邊了。
一項新製度的推行和最終確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郡縣製從它的雛形出現，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國，經曆了數百年時間，但與它對立的分封製卻遲遲不願退出曆史舞台，並在西漢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不過分封製畢竟已經不適應中央集權製度的需要，經過數十年的較量，最終被淘汰出局。從漢武帝以後，盡管中國曆史上的各種王國及王位綿綿不絕，直到清朝末年還保留著王，但除了某些短時期真正具有分封意義，其他階段的王都隻是“衣食租稅”，或者隻是一種榮譽和級別。從這一意義上說，到漢武帝時分封製已經壽終正寢。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沒有任何政治特權，反而是重點防範的對象，被軟禁在“王國”中如同高級囚犯。但是在這些朝代，宗室親王絕不會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在專製社會，這種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絕皇族宗室覬覦皇位的唯一有效辦法。宗室的俸祿曾經是明朝一個沉重的財政包袱，數萬皇族人口每年吞噬著國家的巨額財富，但他們在政治上毫無特權，甚至沒有擇業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規模最大的親王武裝叛亂——寧王宸濠之叛不到兩個月就平息了，影響不出一省。飽食終日的皇室成員中還出現了一流的音樂家、畫家、藝術家和學者。而西晉初年大封宗室諸王，還給他們配備軍隊，讓他們回封地任掌握軍政大權的都督，終於釀成八王之亂。
由於中央集權製固有的弊病，在廢除分封製的同時，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況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國原來合理的政策。如原來王國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屬中央後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調，一般都要從關東、江南遠赴關中、西北邊疆，負擔大大加重。又如，原來王國可以自行決定賦稅額度和征收賦稅，在本地資源豐富的情況下就可以減免賦稅，也能量入為出，合理安排財政收支，百姓的負擔較輕。王國取消後，作為郡的地方政府沒有任何自主權。地方資源得不到合理的開發利用，或者成為皇帝的私產，造成極大的浪費。當然，這些並不是分封製的優越性，隻是由於分封製的存在影響了中央集權的實施。在專製時代，要做到既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政府的權威，又能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自主，顧及百姓的實際利益，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在今天總結曆史經驗時，這能給我們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