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保安族地區的社會形態處於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是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原在青海同仁保安地區時。保安族內部就有“坊頭”之分，每坊都有一個頭人，總稱“四坊頭”。這些頭人是保安族的地主階層，他們依仗政治權勢，占有大量土地，出租給農民或雇長工，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佃戶每年將收獲的一半用來交地租，還要向清王朝和藏族封建部落頭人交納繁重的田賦。
保安族遷徙到甘肅臨夏大河家地區後，原來的封建頭人便與當地反動統治者相勾結，重新占有了大量土地。根據調查材料，到解放前，保三莊地主占整個總戶數的2.7％（18戶）、富農占4％（27戶）、中農占36.3％（247戶）、貧雇農占56％（372戶），而他們所占耕地分別為20.8％、12.6％、41％、17％。從每人平均占有土地麵積來看，地主富農平均每人占有土地10.94畝，中農每人平均占有1.98畝，而廣大貧雇農每人平均僅有0.78畝。地主富農所占的大多是連片、肥沃的好地，而貧雇農所占的則多是沿山根的幹旱或貧瘠的河灘地。在保安三莊地區，自然水源、林地也基本被“八大家”地主占有。
新中國成立前，保安三莊（包括大墩、幹河灘、梅坡）的佃農有115戶，他們租種地主的土地，必然送禮立契，由地主決定租期與租額。實物地租是租佃剝削的基本形式，地租的交納采用兩種方法：一種活租（又稱分成租），另一種死租（又稱定額租）。地主對於租佃好耕地的佃戶多采用活租剝削，由地主出一些籽種、耕畜、農具等，其他全部由佃戶負擔；收獲後，地主與佃戶六比四或七比三分成。對租種貧瘠土地的佃戶，地主多采用死租剝削，不論年成好壞，佃戶必須按地主的規定租額繳納地租，地租一般占租地收獲的40％一60％。除實物地租外，還有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如高趙李村的地主，在租佃契約上就明文規定佃戶一年須有一人為地主無償勞動15天。沉重的地租、勞役，使佃農貧困不堪。
在封建官僚地主的沉重剝削下，農民一年到頭來兩手空空。為了維持生活、繳納繁重的苛捐雜稅，農民大多不能不向地主富農借債。有些農民為了彌補農業收入的不足，不得不向地主、富戶借債來做些小本買賣。有的農民交不清地租隻好把它變為高利貸，地主富農則把高利貸看成自己積累財富、擴充田產的另一種手段。高利貸的名目繁多，剝削奇重，有“驢打滾”、“金雞上架”等多種多樣，年利一般高達50％以上。地主放債時，農民立下契約，以房地產等作抵押。農民無力償還時抵押物即被占有，迫使農民失去土地房屋，淪為佃戶和長工。
除上述主要剝削形式外，地主還以控製水磨、果園、油房等生產資料和控製水源來剝削農民。保安族除受地主階級剝削外，還每年要向反動政府交納名目繁多的各種賦稅。每年一次的“田賦糧”（原為一年兩交：春交銀、秋交糧，後並為一次叫田賦糧）、附加糧，僅這兩項賦稅就要占一般農戶全年總收入的20％左右，其他苛捐雜稅更是層出不窮，能叫上名目的就有幾十種，如大糧、丈地糧、小糧、兵款、馬款、修路款、學校款、登記款、慰勞款、招待款等等。1927年以後，保安族地區還施行過一種“馱捐”，不論馱運何物，騾馬每馱抽稅160文（小銅錢），驢每馱30文，這就使很多兼營小商小販而彌補生活不足的保安族群眾加重了負擔。
保安族人民最感痛苦的事，莫過於國民黨統治者的拉兵派款。每年抓兵多次，按村分攤，不管家中有無青年，按戶分派，凡是家中有男子的都難幸免，無人當兵就交納現款。每次拉兵派款都是繩索捆綁，強行拉走，迫使保安族家庭隻好將僅有的房屋與土地典當或賣掉，或被迫扶老攜幼，逃往異鄉。在舊社會，廣大的保安族人民不僅在經濟上受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慘遭壓迫，終年勞動，不得溫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49年8月，保安族和臨夏各族人民一起獲得了解放，獲得了新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保安族人民翻身當家作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