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必在忽必烈即帝位之事上固然功勞巨大，在平時的政事中，也有不可抹殺的匡扶作用的。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定都北京，察必也隨之遷來北京。有一次，有個官員上奏章，提出割京城以外靠近都城的地方用作牧馬。忽必烈竟同意了這個荒唐建議，那位官員畫好了圖進獻皇帝。察必便來到忽必烈麵前，假裝責備太保劉秉忠，說道：“你是漢人中的聰明者，你說的話皇帝都很願意聽，為什麼你不進諫?如果是剛到這裏定都的時候，將京郊之地劃出來牧馬，那還有可能。到了現在，京郊之地已各有歸屬，分派已定，難道能再將這些地全部奪回來嗎?”忽必烈聞言，默然無語，此事也就作罷了。
忽必烈不愧為一代開國君主，確有他的過人之處。有一次，察必到太府監領了一匹絹帛和一匹做裏子的布料，想做衣服。忽必烈絲毫也不肯馬虎，對察必說道：“這是國家和軍隊所用的東西，不是私人的財物，你怎麼隨隨便便就去支用呢?”察必也十分賢惠，立刻就接受了丈夫的批評。從那時開始，她就率領宮人親自做女工，利用廢舊的麻、布之類，做成衣服穿。見到廢棄無用的皮革之類，又親自帶領宮人縫製成地毯，廢物利用。她長期保持這樣的勤儉作風，使得宮中幾乎沒有丟棄的廢物。蒙古軍帽本來沒有帽簷，這就帶來了一個很大的缺陷，在昂首射箭時，陽光刺目，影響騎射。察必運其巧思，在帽子上加了個帽簷，十分便利於騎射。她又創製了一種前短後長，便於騎馬射箭的馬甲，使兵士們覺得十分便利，一時成為軍服的樣式。從這些事上，可以看出她的聰明過人。
正因察必平時在宮中以身作則，厲行節約，生活十分儉樸，為眾妃等樹立了榜樣，所以一時忽必烈的宮中形成了一種儉樸省約的風氣。元史對察必皇後的評價甚高，稱讚她“性明敏”，在政治上，她“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焉”；而在平時生活中，則稱讚她“垂慈範千萬世，唯全美聖而益聖。”貴為皇後，能夠親率宮人從事勞作，這種精神確實是相當了不起的。
《元史·後妃傳》
楊氏口授虞集心學
元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虞集，字伯生，號道園，人稱邵庵先生。祖籍蜀郡仁壽(今屬四川)，後來遷居臨安崇仁(今屬江西)。他是宋代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孫，元成宗大德初年(1297年)，入京為大都路儒學教授、國學助教。元仁宗時，為集賢修撰，升為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元文宗時，任奎章閣侍讀學士，與中書平章趙世延等編纂《經世大典》，有八百帙之篇幅。晚年以病辭歸。
虞集很有文名，能詩善文，與楊載、範梈、揭傒斯並稱“四大家”，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和《道園類稿》等。
虞集之所以能夠成為元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與他母親楊氏為他親授書籍是分不開的。虞集自幼聰明過人，3歲就知道讀書。遺憾的是，當時正處在宋元交替、兵荒馬亂之際，全家老少為避戰亂，逃到福建、廣東一帶。當時正處戰爭時期，倉促逃難中，哪裏顧得上帶什麼書籍!所以一旦安居下來，虞集家中竟無書可讀。虧得虞集的母親楊氏曾經熟讀古書，知書識禮，便憑著自己平時讀書的記憶，每天給兒子口授《左傳》《論語》《孟子》以及宋代著名文學大家歐陽修、蘇軾等的名文，教虞集認真讀。虞集聰明刻苦，母親的口授，幾乎就能夠背誦。憑著過人的天賦，在戰亂中，虞集就這樣讀了不少的口授之書。等到戰事稍平，他們回到長沙，虞集正式跟從老師學習時，才能夠得到刊刻的書來讀。而這時候，虞集差不多已將古代的諸經讀了個遍，並且已經通其大義了。虞集母親楊氏的父親精通春秋之學，而其族弟楊棟又明於性理之學，楊氏還未出嫁時，就已經深受其父親和族弟的影響，精通春秋和性理之學，所以，教起兒子虞集及虞集的弟弟虞槃來，自然也就得心應手。因此，虞集及其弟弟均在家中受啟蒙教育，達到很深程度。出外又跟從其父虞汲的好友、著名學者吳澄學習，淵源有自，打下了良好的學問底子，這是虞集後來成為著名學者、文學家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