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角度來考察，後梁朱友貞，後唐李存勖、李從珂，後晉石重貴，後漢劉承祐，這些邦國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於外寇，而是亡於大藩的驕帥。這些藩鎮刺史，帶著並不忠貞之心，覬覦高位、貪婪榮華，因此對故主興亡並不介意，反而會利用故國之亡成其不軌之誌。故在曆次大戰中，大帥們關心的往往是自家實力之擴張，而不是同仇敵愾掃蕩仇讎。所以大戰中並不鼓勇向前，反而一敗而潰的戰例比比皆是，猶疑觀望的大藩在在皆有。甚至在潰敗中，反而反戈內向，挾持故主而迎奉國仇，並因此而居功邀賞。平時擁兵自重，據土自強，做著國家的將相，卻屍位素餐，隻想著如何在自家地盤上成就非分的想法。這就是五代藩鎮的真實麵目。所以船山先生斷言：樊愛能等人在高平之戰中，所以未戰即潰，當時就是存了這類念頭。
四朝老臣馮道，也懷有此心。勾結契丹，以成就升遷，不僅在藩帥們那裏如此，在下級軍官中，也有人願意這麼做。如廣順三年，郭威的時代，就有齊州（今山東濟南）戍衛部隊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死都監杜延熙，準備策劃接應契丹軍隊的事件。事情雖然沒有成，但這是一個惡例。證明借助契丹圖謀不軌者，即使在下級軍官中也時有人在。
當時的柴榮，並非郭威之血親後裔，也未有大功於邦國，郭威時代就有朝中元老對這個沒有軍功的皇上養子有過莫名的嫉恨。柴榮那時鎮守澶州，但知道朝中有亂象，多次要求入朝做官，輔助養父一整朝綱，但大臣王峻等人一力排擠，不讓他入朝。王峻此時雖然已經死去，但朝中王峻第二、第三之類人物還是不少。假使高平一役，柴榮不是禦駕親征，而是坐鎮京師，派出諸君去平定劉崇，萬一小戰不勝，大軍奔潰，那非常有可能重現藩帥回師，假敵手之力反滅故主的曆史場景。樊愛能輩未戰即潰，這個可能性太大了。當初郭從謙、朱守殷就是這麼對付後唐莊宗李存勖的，康義誠就是這麼對付李從厚的，趙德鈞就是這麼對付李從珂的，杜重威、張彥澤就是這麼對付石重貴的，侯益、劉銖就是這麼對付劉承祐的。這些人的規律性做法就是："秉鉞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帶著皇上封賞的節鉞出軍，卻背信棄義倒戈而回，敵寇還沒有進入本國，而孤立無助的國君已經被逆臣殺害。周世宗柴榮，如果不是堅持北上親征，也很有可能會有此結局。
這說法並不是為曆史做假設，而是五代藩鎮邏輯的經驗性呈現，是一種屢見不鮮的風景。
如果出現這類風景，那將不僅僅助長當朝逆臣之惡，讓中原從此繼續習慣於亂世而無底定，更讓劉崇之輩挾契丹而入據中原，那時，不知又要有多少場"打草穀"，而黎民之苦更無盡頭了！當初耶律德光都賴在中原不想走，耶律璟如果過來，怎麼肯走？那樣，就等於是一場靖康之禍！
馮道所熟悉所盤算的，就是這類風景。他正等著"袖勸進之表以迎新君"呢。
但大帝柴榮決誌親征，高平對壘之際，右翼已經潰敗，但這一隊人馬，還不足以搖動眾誌；樊愛能的潰掠逃兵，也不能夠回奔京師劫掠宮闕；柴榮及諸君將士身立血戰之功，而樊愛能等人伏法，沒有人敢為之說情請命。"於是主乃成乎其為主，臣乃成乎其為臣，契丹不戰而奔，中國乃成乎其為中國。"船山先生認為："周主之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為生民請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榮之所以能夠穩穩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給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為賭注，為生民請命而得到的。船山先生將高平之戰看成是"為生民請命"，從大曆史視角看問題，就應有此見識。最後，船山先生認為：周世宗是有資格成為唐太宗那樣人物的，這不是"馮道之老奸所可測"的大義所在。
他認為周主沒有當時斬了馮道是因為"憚於其虛名"，忌諱馮道的虛名。王夫之痛恨馮道，就差罵一句"蒼髯老賊、皓首匹夫"了。
"五朝十君"老宰相
馮道這個人，史上即存在爭議。
《舊五代史》對他評價不低，《新五代史》則把他罵得體無完膚。近世以來，更有文化本位主義者，對他有了新的肯定性評價，但民族主義者，則往往對他有了更深入的否定性評價。
馮道在"趙匡胤時代"是一個奇異存在。事實上，他已經在不顧舊君、迎立新君，並以"事當務實"的姿態，回應了整個亂世，這樣，對他褒貶不一的評論中，就有一個問題："事當務實"，不應該嗎？
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問："事當務實"就是應該的嗎？如果不應"事當務實"，士君子們在亂世中該如何處世？如果應該"事當務實"，聖賢價值在亂世又當如何評價？
這可不是小問題。毋寧說，這是中國文化安身立命的大問題。甚至，直到今天，也還是有著富有道德張力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