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互聯網作為一種主體間性的民族誌書寫時，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文本”和“作者”這兩個概念。格爾茨已經定論，人類學的書寫更多是偏向文學而非科學（Geertz 1988：8）。通過分析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作者和文本以及“那”的意義，格爾茨將民族誌風格分為如下五種部類。
（1）狄更斯似的絢爛和康拉德式的致命性——憂鬱的人群、低垂的雲朵、興奮的嘈雜聲語、天鵝絨般的皮膚、海灘、針氈、坐下的酋長。。（同上，13頁）；
（2）民族誌現實主義……探險民族誌，在帝國世界的遊曆，即作為一個觀察者也作為一個施動者（同上，22頁）；
（3）巴特式的作者式參與觀察，我不僅在那裏，我是其中一員，我說話這種口氣……意識流敘述或者塞萬提斯式的蠻野（同上，22頁）；
（4）現實主義小說模式（Trollope的南海曆險）。。哲學沉思模式（希臘的海德格爾）（同上，15頁）；
（5）巴特式的作者——書寫者模式……文學——評論方式……熱帶雨林散文體——滴著氣霧靄靄的隱喻，籠罩的茂密意象，花朵般的繁複雙關……思想和紫羅蘭……比喻和熱帶的（同上，27～28頁）。
正如前文所述，傳統的民族誌寫作的局限性在於其在修辭和主體間性方式的有限，特別是當民族誌書寫者描述“賽博空間的流態建築時”（Marcos1992）。根莖式書寫（rhizomatic writing）是對賽博空間多個主題的蒙太奇處理，它事實上呈現了一種對賽博空間的全新闡釋和解釋模式，因為賽博空間的許多象征並沒有針對象征物的一一對應關係（Peterson2003：61）。
對於賽博空間的網絡民族誌描述以及對現實世界的網絡人類學研究對應的是一個根莖化世界。按照德勒茲和顧阿塔裏（Deleuze and Guattari）的觀點，“根莖式意味著沒有開始和結尾，始終居於中間，事物之間，存在之間（interbeing），是一種間奏（intermezzo）。樹是分支式的，但是根莖是一種聯合，獨特的聯合。樹導入的是一種存在（to be）模式，而根莖的內裏是一種連詞，“和……和……和”，這種連詞擁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毀和革除存在這一動詞”（Deleuze and Guattari1993：25，cited in Marcos1992：131）。
作為民族誌書寫的另一個例子，辛哈（Sinha）在《賽博吉普賽》這本小說中有所呈現，我將這位作者的描述稱之為賽博文體（cyber prose），它有如下特點：首先，賽博現實主義，賽博人類學家記錄了一種根莖化的世界，通過互動和自我身份屈從，賽博空間的超文本是網絡民族誌的新語法，賽博人類學的書寫時在線生成的，過程的和共時的。按照蘭漢（Lanham）的觀點，電子圖景既是創製者控製也是讀者控製的（Lanham1993：51‐52）。文本界麵永遠是雙重穩定的（bis table），我們始終先注視它，接著貫穿它，這種循環擺動創造了一種文體和行為意義上書寫禮節的理想模式（ideal of decorum，Lanham1993：54）。仔細分析辛哈的賽博文體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細節，在此通過舉例如下：
羅熱雷（Lorelei）死了，又在一個叫陰影（s hades）的地方重生了，這是賽博空間的一個遙遠區域，遊人罕至。陰影是一個多主體遊戲，一個不尋常人群逃遁現實的地方，互相製造痛苦和反諷。照我說，它是一個洞穴、風景、城堡，陰影內在的迷宮特質隻不過是寫在屏幕上的文字，或者可以通過想象的指南針可以探究的描述性事實。
……
賈裏是我網上的第一個朋友。他說他二十二歲。我比他大十二歲，如果對他無所謂，我也無所謂。
“那，熊兒，你用了多長時間了？”
“用什麼？”
“在線。就像靜脈注射，隻不過更容易上癮。”
“我沒有上癮，”我說。
“你會的，”賈裏說（Sinha2008：24，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