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賽博人類學時，為了精確捕捉到“賽博圖景”的原義，我們需要反思傳統民族誌的方法和思維框架，通過如下問題來思考網絡環境中的民族誌書寫究竟發生了何種闡釋學意義上的變化：麵對以大眾媒介為中介的田野對象，哪些是真正的流態、破碎、無根、被區隔的事實？在賽博空間哪些是真正新近發出的聲音？如何重新審視傳統民族誌的許多基本研究事象如社區、權威的曆史觀、敘事、口述史、國家、本地、他者等。在研究特立尼達的網絡社會時，米勒和斯勒特（Daniel Miller and Don Slater）提出了這樣的疑問：當人們深陷一種認同過程時，本地人如何理解作為一種物質文化的互聯網？人們如何理解作為媒介的新媒介？在使用新媒介時，他們如何理解新媒介的框架、特點、潛在優勢、危險和隱喻？他們如何理解新媒介使得自己超越了地域框限這一點特征？特別是新媒介造成的文化、政治、金融、經濟資源的混合流（Miller and Slater 2000：10）。
隻有通過這些問題，賽博人類學家在研究賽博空間時，才沒有重複傳統民族誌的套路，使用傳統的術語再造一種賽博民族誌語彙和數據。
在《在並不想象的社區進行的並不多點的民族誌》一文中，哈戈（Hage）對所謂的多點民族誌進行了否定，特別是全球化語境下的想象社區這個概念的真正意義。對於哈戈而言，無論是傳統的人類學家還是全球化時代的人類學家，都存在著持續長時間進行田野調查的困難，在研究跨國家庭和全球化現象時，他認為研究者應該將這些地域視為一種統一的整體，也就是研究被跨國家庭占據的一個小地域：“並不是民族誌而是與田野點的關係變得更加深描化了。應該說是又深又濃稠，我越介入較深，我越被一種吸引力拉向一個社會場域（布爾迪厄1993），使得人們從其中難以擺脫”（Hage 2005：465）。哈戈認為，將人類學與其他學科分別開來的不是深描和多點民族誌，而是他所稱的雙重凝視（double gaze），因為這種凝視既可以捕捉到一個文化的描述性細節，還可以分析其中的結構，人們的經驗和社會環境如何植根其中，這包括了人們對自己無法切實感覺到的宏觀全球化結構的理解（同上，474）。在他對黎巴嫩的研究中，他認為全球化語境下的人類學“不可思量“（imponderabilia）應該通過反思民族誌的方式解決。在這方麵，海恩（Hine）在研究互聯網時給出了一個詳細的民族誌解決方案，“將遠距離的傳播和計算機輔助網絡視為一種當地現象固然重要，但是同樣也應視其為一種全球網絡……互聯網可以被看成是一個二度文本：作為一種話語操演的文化和文化物品，或者說一個技術文本（Hine 2000：30，39）。
總的來說，將全球化的世界和賽博空間視為無根、分離、去地域化、想象域為根基，有其深刻而現實的道理。但是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傳統民族誌寫作和經典人類學理論。我們首先應該思考什麼真正定義了賽博空間、互聯網和虛擬社區這些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和場域，為什麼賽博人類學和網絡民族誌是可能的？
三、作為一種主體間性的民族誌書寫
文本總關乎某種事物。文本這個詞語來自一致性這個特點，其拉丁文的詞根意思為“某種編織起來的事物”。
Mark Allen Peterson 2003：60
讓通向新大陸的航海發現者逝去
讓其他的地圖，一個世界接著另一個世界的顯現
讓我們擁有一個世界，人各擁有，成為一個世界
The Cyber Gypsies，Indra Sinha 2008：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