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博空間經常是非政府式的，充滿遊戲感甚至狂歡式，盡管身體是缺席的，或者說至少他們的身份被徹底轉化了。用特納的詞彙來說，它是一種閾限式的空間，這種模棱兩可的狀態使得時常規範日常生活的原則和期待失效，轉而受控於虛擬式的可能性形態和現場試驗”（Danet2001：8）。
當我進而分析全球化語境下的賽博空間時，許多學者開始質疑傳統人類學民族誌在記錄新現實的效度，並屢次提到一種人類學寫作的危機。在海恩（Hine）看來，民族誌不應該記錄一種被觀察的客體和先驗存在的文化事物，它應該被看做一種被建構的敘述和通過學科實踐以及民族誌書寫在場和反思性介入所生成的客體，這種認識論上的發展構成了鄧津（Denzin）所言的，包括民族誌在內的質性研究在表現、合法化、實踐方麵的三重危機（Hine2000：42）。
在《寫文化》中，克利福德和馬庫斯（Clifford and Marcus）定義了民族誌寫作的六個維度：一、場景式（利用場景展開敘述並創製有意的社會情境圖示）；二、修辭式（它使用表達性的修辭傳統，其形式又反過來為修辭所用）；三、體製性（一個書寫者在一個特殊的傳統、學科、讀者預設中寫作，正向或反向）；四、生成特質（民族誌與小說和遊記是可以區分開的）；五、政治的（表現文化現實的權威，盡管程度不同，但是都在文本有所體現，有時他們也被挑戰）；六、曆史的（以上所有的傳統和限定都是在變動當中）（Clifford1986：6）。
當我們分析上述的新情境和賽博空間特質，我認為在賽博空間和賽博人類學領域，新的民族誌寫作可能也可以通過馬庫斯式的方法，用如下關鍵詞界定：
一、文本間性（賽博空間創製新的有意義的社會情境圖示，賽博空間的傳播和生存是非線性的、非邏輯的、變動不定的話語和言說；二級的文本性有時對源文本構成否定）。
二、超修辭（Hyper‐rhetorically）（賽博空間生成了新的表現形式、話語方式、反思性自我確證，網民是分裂性和根狀結構的[rhizomic]，他們對修辭的選擇是基於網絡虛擬技術和即時的在線情感）。
三、體製性（賽博人類學家仍然在一種體係、傳統、學科和讀者預設中寫作，正向或反向，但是穀歌搜索引擎、穀歌地球、Facebook、You-tube、Twitter已經生產了一種技術內嵌，在任何在線寫作和虛擬社會編碼中，對網絡禮儀、規則、技術圖景的熟悉程度將影響在線寫作和虛擬生存的最終形態；在線知識是一種福柯式的三重凝視。作為一種係統，賽博空間編碼也同時解碼，製定語法，影響語音，建構虛擬事實的多語音樣態）。
四、非生成式的和超民族誌（paraethnographically，Marcus2008：70）。書寫必須成為小說、遊記、日誌、書信、話語手淫，來記錄賽博空間以及虛擬現實中的本真性；賽博空間是混合體和文本拚接的溫床——一個在線的葬禮可以是鬧劇式和嬉笑的，但是其儀式又有一種閾限性，成為一種救世性升華。中國網民在2009年12月上旬對BT技術的憑吊和挽歌，充分表現了在一種娛樂的話語背後，存在一個虛擬的青年精神結構（esprit de cyber），從這個虛擬事件和中介物呈現的現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實體社會的結構和功能性危機。當我們將視線延伸到蟻族、網吧、網絡遊戲、手機色情、黑社會——這些真實生活的細部，我們可以更好解釋一個在線的中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