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風說書也反映了台灣原住民分為生活於“深山”者和生活於台灣城附近者。“深山”中的原住民又是多種類雜居，“台灣城附近”的原住民則以采集鹿皮為生計。而元祿5（1692）年的風說書記載“取鹿皮之野人其先亦居於山中，與台灣貿易、與唐人往來的野人居於近處山中，深山之野人與台灣無往來”。這裏也可看出原住民分為“近處山中野人”和“深山之野人”。“近處山中野人”“與唐人往來”、“與台灣貿易”，與“深山之野人”異地居住。
一方麵，元祿6年的三艘台灣船記載了台灣漂流原住民的情況。其中又以53號台灣船《華夷變態》中冊，第1559頁。此外，32號、33號台灣船也提及了漂流原住民。的記載最為詳細。53號台灣船的風說書中記載“又去年台灣之野人二人遇風難，漂流而至”，將其救助後，送還台灣。但是，抵達台灣後，縣官為將其送還其實際居住地而大費心力。
因此與縣官可至淡水，距台灣城下廿日路程。通知淡水附近的野人和山中的野人，召集可為翻譯者。起初皆不能翻譯，後距淡水十日路程之深山處有能翻譯者，通事可與之對談，事情之情形得明，乃是相距十日路程之深山處野人而無誤。其處名“蛤仔難”，即日本人音譯為“かばやん”者。
即使因為原住民中很難找到“可為翻譯者”，為判明其為“蛤仔難（かばやん）”的原住民而費了很多時間。另外，關於“蛤仔難”，“淡水至かばやん（蛤仔難）之間，皆是山路，其間異類之野人數種雜居，唐人尚未通”，是與華人未有過交流的原住民的居住地，“かばやん（蛤仔難）及其更深處，高山巍峨，山穀間野人聚居，人數三五百，多者不過千人，未曾有唐人至於其處”，“蛤仔難”以裏是華人未曾踏入之地。
關於台灣原住民“蛤仔難”，康熙16（1677）年鬱永河編著的《裨海紀遊》確證了他們的存在。據《裨海紀遊》記載，“蛤仔難”雖為漢人所知，卻不納賦稅，詳情不明。“諸羅縣居其北、攝番社新港、加溜灣（音葛剌灣）、毆王（音蕭郎）、麻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難（音葛雅蘭）等三十六社，雖非野番，不輸貢賦，難以悉載。”（台灣文獻叢刊44，《裨海紀遊》卷上，第11頁。）《台海使槎錄》說，隻有極少漢人與“蛤仔難”往來“由雞籠沿山後山朝社、蛤仔難、直加宣、卑南覓，民人耕種樵採，所不及往來者鮮矣。”（台灣文獻叢刊4《台海使槎錄》卷八，番俗雜記，第167頁。）；《東槎紀略》則稱，“蛤仔難”後來又被叫作“噶瑪蘭”“噶瑪蘭，本名蛤仔難，在淡水東北三貂，雞籠大山之後社番地也。”（台灣文獻叢刊7《東槎紀略》卷三，噶瑪蘭原始，第69頁。）。
至於“淡水”一地，53號台灣船宣稱“台灣其右為淡水”，認為淡水沒有受到漢人的影響。而據《台灣府誌》記載，凰山縣的最東端是“淡水”。可見“風傳書”所言不虛，“淡水”是台灣勢力所能到達的最東端。“鳳山縣治、在台灣府南一百二十五裏。東至淡水溪二十五裏、西至打鼓山港二十五裏；東西廣五十裏。”（台灣方誌65《台灣府誌》卷一，封域誌，疆界，第6頁。）
綜上所述，元祿6年的“風說書”準確地反映了淡水的地理作用和“蛤仔難”等台灣原住民與漢人的關係。
第2章江戶時代書籍中的台灣信息和人們的台灣認識
以上第1章中，論述了《華夷變態》和《通航一覽》中海外信息可信度高，以及據此幕府中樞得以正確把握當時台灣情形的情況。那麼，江戶的市井百姓對於台灣有怎樣的認識呢？
江戶時代，日本人的著述可見關於台灣記述的文獻中，筆者可以確認的書籍有《華夷通商考》、《增補華夷通商考》、《和漢三才圖會》、《寬永小說》、《長崎夜話草》、《白石遺文》、《紅毛雜話》、《翁草》、《萬國新話》、《善庵隨筆》、《野史》、《續昆陽漫錄》、《海外異傳》、《幽囚錄》、《台灣鄭氏紀事》、《國性爺合戰》以及《台灣軍談》、《明清鬥記》等。但是，這些書中，以《國性爺合戰》為代表的“軍記物”，是以鄭成功和朱一貴等人的事跡敷衍而成的文字，不能算直接反映當時台灣信息的書籍。另外，自從《增補華夷通商考》出版之後，“1625年濱田彌兵衛事件”在近世一直是人們談論的話題。不過，這一事件是日本和荷蘭在朱印船貿易中發生的糾紛，並不直接反映台灣當時的狀況。所以，筆者認為恰當的做法是隻考察在《國書總目錄》中分入“外國地誌”和“史論”的，不包含小說要素的書籍。《寬永小說》是編纂《華夷變態》的林鳳岡所著。《國書總目錄》中沒有該書的分類記載。是否作為考察對象，存在疑慮，但因其內容多有小說性要素，故不作為本論文的考察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