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簡二位麵有難色，我笑著說，在《中國時報》的畸形權力結構下，我真懷疑你們敢把我的話轉告餘先生多少，但是餘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從知道他錯在哪裏呢？
今天淩晨4點就醒來了，我躺在床上，對自己說：我跟餘紀忠交情一回，還是由我親自寫封信給他吧！於是我就決定寫下這封信。我把對柯、簡二位談話的內容寫得更精確一點、仔細一點，就是上麵這些話了。
去年1月30日，我發表《給黃少穀先生的又一公開信》（收在“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十九冊），最後說：
……回想半個世紀前，新聞界沒有封殺你，因為你可以辦報，“軍閥”允許任何人辦報，可是在“大有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辦報了；又回想半個世紀前，司法界沒有被這樣汙染，國民黨員羅文斡遭到政治迫害，“軍閥”允許司法方麵不配合，可是在“黃少穀主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麵的“言之痛心”，反倒愈來愈重了！我們怎麼了？我們到底怎麼了？我們的新聞界和司法界，半個世紀來，是不是開倒車了？
問題已不在開不開倒車，問題在即使開倒車，還能開多久？少穀先生，你八十歲開外了，你和你的同黨盡管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們的子孫應該知道，我真不願用“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老套來勸你們，但是“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因果鐵律，究竟還不是你們這些禍國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們總該避免殃及子孫吧？
如今，在倒車日甚聲中，我們本該不要再結怨的人，卻又周而複始，又來結怨，並且“殃及子孫”，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麵，參加鬥臭我了，我真覺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國民黨法院為了開脫先生，竟推翻文明國家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第1143號解釋例，說先生是發行人，所以無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結果如何。先生當然知道我絕非笨到妄想在此時此地法律上還我公道之人，先生當然知道我不過在留下曆史記錄與時代罪證。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與我結怨，以為子孫之餘殃？我真對先生之不智，為之歎息。國民黨的悲劇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總是高估了自己，錯估了敵人。在大陸錯估了共產黨，所以到了台灣；在台灣又把我們看扁，所以好像總把我們吃定。其實如日中天的漢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馬遷，而被司馬遷遺臭萬年；何況是日暮途窮的國民黨？當然國民黨不怕曆史、不怕異己，但對為子孫餘殃，總有所怕。陶百川日日大聲疾呼請種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卻舉家放洋以為趨避，其內心之明智與恐懼，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遊戲，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即我們這些國民黨統治下的受難者，決心有同第一代鬥爭後又同第二代鬥爭的準備，結怨相報固然令人不快，但是隻要國民黨執迷不悟、欺人太甚，我們又有什麼選擇？遺憾的是，對我個人說來，我真的“不願與餘先生結怨，因為餘先生畢竟是國民黨大員中最能欣賞我的人”。但事實演變，先生人在江湖，竟前後四次，以不公正對我，甚至有甚於《聯合報》，縱有舊交餘情，亦雲寒矣！我遺憾要以先生父女為鬥爭選擇之一，一如先生父女選擇跟我過不去。我真的感覺到，在政治壁壘的對峙下，甚至僅存的最後一葉都要飄零以去，在火光中、在爆破裏，為時代的無情，留下悲愴的見證。我本想盡量抑製自己，留下一個例外，但先生逼得我沒有選擇，我隻好備述原委，以供先生反省之資。這是我給先生第一信也是最後一信，長與先生，生死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