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台南美國新聞處、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的爆炸案，又是誰幹的呢？一個傳說是：真正幹它的人，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為了報複美國當時對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麵炸彈開花，給老美好看；一方麵一案兩破，趁機清除反對分子，並把反對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給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當然不能確知真相是不是這樣，但我確知每有大案發生，下級人員為了希旨承風，邀功領獎，就常常毛手毛腳，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親曆的這件案子，十足是吳彰炯少將在警備總司令尹俊上將、副司令王潔中將等指揮下主持破獲的一件大假案。吳彰炯少將他們為了希旨承風、為了邀功領獎，做下了這樣一件傷天害理的黑事，我認為縱使政治上他們可以被原諒、法律上可以被開脫，但在道德上和曆史上，他們的惡行，必須有以記錄，這是人間起碼的公道，想吳彰炯諸公自己，在安享餘年、下台數鈔票之餘，也該有以首肯吧？人間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決二十一年後，我路遇退役下來的吳彰炯，那時他在富貴樓餐廳做總經理，他透露給我，說美國機構爆炸案接連發生後，蔣經國在治安會議上大發脾氣，因為破不了案，嚇得警備總司令尹俊上將不敢出席會議，下令要處分治安主管多人，吳彰炯向尹俊說，你處分了這些人，案子就永遠破不了了。尹俊問為什麼？吳彰炯說這批人處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舊人不動，叫他們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聽了，就停止下令處分。不久以後，抓到了李政一他們，案子果然破了雲雲。吳彰炯所謂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蔣經國以下的焦慮之情，卻令我們開了眼界。與吳彰炯談話後幾個月，蕭啟慶、王國瓔夫婦請我在富貴樓吃飯。吳彰炯過來拍我肩膀說：“李敖兄，你為什麼一直不來我們飯店吃飯？”我說：“我怕你下毒藥毒我。”他聽了笑著捏我一把，說我胡說，我說：“說下毒藥也許重了一點，不過放瀉藥倒是可能的。”大家都笑了。——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人生際遇，這是蔣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黃昏。在黃昏中，你的主要敵人都已死去，但他們留下的走狗都隻隻貌似從良，仿佛跟你一起珍惜夕陽無限之好，人世玄黃乍變，竟離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狀是台獨，純屬冤獄。不過，台獨分子誣攀我是他們同誌，倒有一點可取——他們真識貨！《水滸傳》阮小五阮小七“手拍著脖項”說：“這腔熱血隻要賣與識貨的！”上海流氓杜月笙說：“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這些話其實蠻有哲學味，雖然有點阿Q。承蒙台獨分子抬愛，我也如阮小七所謂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最後“牢裏牢裏去”，我雖有怨，但卻能原諒。害我的台獨分子最關鍵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島上謝聰敏。為了政治，犧牲朋友，何必責怪？台獨分子比國民黨對李敖識貨得多，隻是他們辦貨辦得不夠朋友而已。謝聰敏後來寫回憶，說當時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獄之成，不無情治人員作案的事實，但以我當時在牢中的身受親曆，卻覺得他還是寫得有所保留了。事實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員咬我，我就不會受那麼多的罪。咬人有兩種咬法，一種是活咬，一種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脫身脫困；後者卻使人百口莫辯。例如謝聰敏說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談吳國楨後，一邊用吸塵器吸地，一邊表示同意做“台灣本部”五委員之一的。事實上，確有談吳國楨並吸地的事實，但在這種事實後麵來番移花接木，就使我無從“印證”起了。謝聰敏咬人，咬得這麼逼真、這麼細膩，情治人員當然樂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況我為了替他們守秘密，一到案就說了不少謊話，沒想到他們這些英雄好漢卻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員當然更相信他們了。
謝聰敏在牢中神通廣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帶出一封信，1972年4月25日登在《紐約時報》上。其中提到在國民黨“瘋狂的刑求”下，“我隻好采取較緩和的態度，答應他們接受某些反蔣活動的控訴，包括爆炸美國商業銀行的偽訴。並承認李敖先生，台灣非常傑出的學者並是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委員（事實上我根本不曉得有關委員之事）。”這封信披露後，國民黨大為難堪，遂把謝聰敏釘上腳鐐，一個人關在又陰又潮的小黑房裏，放風時，隻許他一個人散步，不準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傷害。我在牢房裏，攀上鐵窗，遙望他吃力地戴著腳鐐，用一根撕破內褲編結起來的細繩，吊住鐵鏈，雙手提著，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彎的、背是駝的、整個監獄的氣壓是低的，十分鍾過後，班長吆喝一聲“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那是一幕動人的背影，我永難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