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那就是我
寨，這是黔西北農村最基本的聚居單元，和別處的莊、屯之類單元一樣，是中國農村的細胞。一個寨子少則三五戶人，多則人口上千，內中人與人關係或複雜或單純，野蠻交替著文明，落後夾雜著進步，不足而又知足。
嗄呦寨確有其寨，乃是我的衣胞之地。“嗄呦”是彝族一個姓氏，發音為“á—yōu”。“嗄呦”為寨名，首先，說明這跟“王家寨”“李家寨”一樣，彝族文明與漢族文明有相似之處；其次，說明彝族的嗄呦家最先在這裏定居，並包容了之後遷徙至此的漢族、白族、蒙古族同胞。
我從出世，在嗄呦寨整整生活了十三年，之後就外出求學、工作至今。離開嗄呦寨三十多年，雖也回去過，但留住的時間卻比體驗生活都少。回去越少，懷念就越多，最終決定把那段生活寫出來。於是，有了這篇二十多萬字的文章。
動筆之前給文章的定位為“長篇小說”，寫完後——或寫作的過程中就已意識到可能不是，感覺倒像是回憶錄或大散文之類。現在看來，這個問題或許重要，或許也不重要。因為《呼蘭河傳》的作者、被譽為“三十年代文學洛神”的蕭紅曾經說過：“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紮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有人（包括茅盾）認為她的《呼蘭河傳》寫得不像小說。我承認《嗄呦寨》缺少小說要素，但我不承認自己對這篇文章缺少感情，相反我認為這裏邊有很多讓我感動甚至也能感動有過類似經曆的人的東西，還有讓黔西北地域以外的人能感興趣的東西，這是讓我堅持寫完的動力。
文本裏麵有中國農村變革的曆史。文中的“我”，一九六九年在嗄呦寨出世，一九八二年離開嗄呦寨，剛好經曆了中國農村一次最重要的體製改革，也即從所謂的“大集體”變革為“包產到戶”。文本通過對嗄呦寨社員集體勞動即“出工”以及“我家”遭受隊集體迫害的描寫和敘述，反映了集體體製對生產力的羈絆，並真實再現了中國農村那一段時期所共有的野蠻、愚昧、貧窮和落後。通過對嗄呦寨人偷偷煮酒熬糖的描寫，讓人感覺市場經濟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文本裏麵有“黔西北”的地域烙印。有特色的作家，具體而言在於其作品的地域性。由於向往沈從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我當然也想構建一個文學意義上的“嗄呦寨”。在《嗄呦寨》中，隻要能讓讀者猜得出意思，我都盡量使用黔西北方言寫作，有些我認為特別有地域性的方言，我寧願加注甚至進行解釋也沒把它換成普通話，更有甚者還要研究一番。對黔西北特有的風俗或文明，包括語言和婚喪嫁娶等等，說實話，我是有點大寫特寫的。我認為讀者能夠接受，或忍受。
有時，故事不由自主地，順便搭乘公共汽車或“二外公”的“拖鬥車”發展到城裏。我這才有點明白，農村，其實是城市的“根”，或起源。上數三代，怕您的曾祖父也是農村人的。當“大姨媽”和“三舅”從農村人變成了城裏人以後，在父母有榜有樣的扶持下，“我”堅持讀書也會“農轉非”。從這個意義上講，《嗄呦寨》也是一部農村讀書人的“發跡史”。
但我更同意讀了初稿的朋友所用“村莊誌”一說。在我的故事裏，雞鳴狗吠，山高水長，嗄呦寨的人老死都要往來，永遠不變的是泥土氣息。無論“四類分子”還是下鄉知青，他們在嗄呦寨的故事都讓我這個講述者感到溫暖。“劉校長”“蘇老者”“高大爺”“衛哥哥”等一群知識分子和一群雲南石匠，尤其讓我至今感到親切，他們的教誨和他們的“白話”一樣過猶在耳。一條狗哭一匹病死的馬，這樣的事，絕對隻有在當年的村莊才可能發生。“我”與一條狗、一匹馬的感情，勝過什麼我真的不能說，說不出來啊。文言說（而不是“俗話說”），“十室之邑，必有俊傑”，在我的村莊，就連一個生物都是那麼有靈性咧。
父母給我以生命，嗄呦寨給我以靈魂。二○○九年六月，我到北京參加了全國少數民族作家“祖國頌”創作研討班學習。在隆重的結業典禮上，我作為代表第一個上台發言。我說：“如果，我也能夠像巴金老人一樣長壽，那麼，我一定要寫到七十歲，甚至八十歲。我要享受文學：苦難帶給我的幸福、眼淚帶給我的歡笑！直到有一天，我聽見哪怕隻有一個農民——我說的是農民——對我說：你是我們的作家！那麼，這就是文學對我的最大獎賞！”學員代表發言完後，我們按次序上台，由主席台就座的領導為我們頒發結業證書。剛巧是鐵凝主席為我頒證，她緊緊握住我的手說，我那句“苦難帶來幸福、眼淚帶來歡笑”說得真好！整個寫作《嗄呦寨》的過程，始終就是“苦難帶給我幸福、眼淚帶給我歡笑”。
嗄呦當年，就是“我”的“苦樂年華”！
文本裏的“我”究竟是誰？那就是我。
感謝生活給了我這部《嗄呦寨》。
感謝中國作協對《嗄呦寨》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