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深諳語詞和象征力量的運動。有傳言說，這24位薩帕塔司令進入墨西哥城時，他們希望有如原住民的征服者，騎在馬上進入市中心。那將是一次巨大的集會和音樂會，他們將要求在國會演說，要求立法者通過一項原住民權利的法案，即薩帕塔人未能和塞迪略總統——在爭取連任的選舉中失利——通過和平談判達成的協議。塞迪略的繼任者比森特·福克斯——他在競選期間以誇口在“15分鍾之內解決薩帕塔問題”而著名，曾要求與馬科斯會晤，但迄今為止仍然被拒。馬科斯說：除非法案獲通過，除非更多的軍隊撤離薩帕塔區域，除非薩帕塔運動的政治犯全部獲釋，否則免談會晤。馬科斯此前遭到過叛賣，他譴責福克斯在重開和談之前，正經在搬演虛擬和平。所有這一切位置之爭清楚地表明，墨西哥的權力平衡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意味深長的是，如今是薩帕塔人在發令，他們被動退守的時間已經夠久了。
曆經7年，一次小規模的武裝起義如今更像是一場和平的群眾運動。運動助推了71年來革命製度黨統治的垮台，將原住民的權利放到了墨西哥政治議程的中心。
這便是當人們將指認又一個持槍的家夥時，他何以憤怒的原因：“可否有過一支遊擊力量集聚起全國民主運動，其平民的、和平的方式致使武裝鬥爭失效？”他質問道，“可否有一支遊擊力量在行動之前征詢其基層支持者的意見？可否有過一支遊擊力量是為了獲取民主空間而非政權而鬥爭？可否有過一支遊擊力量依賴語詞更勝於子彈？”
薩帕塔運動選擇1994年元旦——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日對墨西哥軍隊“宣戰”，發起武裝起義並在短時間內控製了聖克利斯托瓦爾及恰帕斯的五個城鎮。他們發表公報，向人們解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禁止補貼印第安合作農場，這對墨西哥恰帕斯——全國最貧困的州的400萬原住民無異於一紙就地處決令。
自從墨西哥革命允諾要經由土地改革歸還印第安人土地起，已曆時百年，在所有那些食言之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實在是忍受的極限：“我們是500年鬥爭的產物..但今天我們要說，受夠了就是受夠了！”反叛者自稱為薩帕塔人，沿用了1910年革命中遇難的英雄薩帕塔的名號，他曾率領著一支底層的農民軍隊，為將大地主的土地歸還給印第安人和貧苦農民而戰。
七年來，薩帕塔運動同時代表著兩種力量：首先，是在恰帕斯山中對抗痛苦的貧窮與恥辱的叛逆力量，但比這更重要的，是成為一種新的運動，是提供不同的思考權力、抵抗和全球化的理論。其理論——薩帕塔主義——不僅反轉了傳統的遊擊戰略，而且極大地改變了左翼政治。
我從未前往恰帕斯朝聖，但我目睹著薩帕塔人的理念通過運動圈，如漣漪般地傳播開來：句話，一種開會的方式，一個腦筋急轉彎的隱喻。不像那些站在講壇上、手持揚聲器的布道的經典革命者，馬科斯通過謎來播散薩帕塔人的主張：不要權力的革命者，掩起麵孔方被看到的人民，一個包容許多世界於其中的世界，一場擁有一個拒絕、許多種不同追求（One“no”and many“yeses”）的運動。
你可千萬別以為這個乍看簡單的句子真簡單。它擁有一種深入人們意識、迸發於全新的場域、不斷重複直至成為真理的方式。它所創造的事實並非絕對真理，薩帕塔人會說，那是一個包含了許多真理於其中的真理。在我所生活的加拿大，原住民的反抗總是以路障來象征：一道堅實的路障阻止高爾夫球場侵占土著墓地，攔截興建水壩，或保護一座古老的森林不遭濫伐。而薩帕塔運動的起義采取了一種新的方式保護土地和文化：薩帕塔人不是將世界擋在門外，而是敞開大門邀116.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1942—），著名的智利社會主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侄女，智利的、也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女作家。其寫作具有魔幻現實主義特征，代表作為《精靈之屋》。
請世界加入。盡管貧窮，盡管始終處於軍事封鎖之下，但恰帕斯的麵貌煥然一新，它成了全球運動人士、知識分子和原住民團體的相聚在一起的地方。
薩帕塔運動的第一份公報，便邀請國際社群前來“監督我們，校正我們的戰鬥”。起義的那年夏天，他們在叢林裏舉辦了“民族民主大會”，共有六千人出席，多數來自墨西哥；1996年，他們又舉辦了“首屆保衛人類反對新自由主義大會”，來自世界各地的三千多名社運人士相聚在恰帕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