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百年風華——李孝式傳奇》
李德南
早在去年，向梅芳女士就告訴我，她打算寫一係列帶有紀實性質的著作，用以再現“高州人”下南洋的曆史。我口頭上雖說“可以嚐試”，心裏卻有不少憂慮。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矛盾心理，首先是因為紀實類的文章並不好寫。如果所寫的事件、人物與作者及其所處的時代過於接近，缺乏足夠的距離，那麼寫下的作品很可能不但沒有揭示事件的真相，再現人物的麵貌，反倒可能導致對真相的遮蔽，以及對人物的扭曲。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注重人情、普遍聽不得也講不得真話的國家，紀實文學往往不過是歌功頌德的載體。另外，她想要書寫的題材涉及的知識麵非常廣闊，如果作者本身缺乏大胸襟，心中沒有足夠的筆墨，對曆史、政治、文化、經濟沒有一定的見識，那麼所寫下的文字很可能是蒼白無力的。這種種難度，都會對她的寫作構成極大的挑戰。可是我又覺得，近幾年來，家鄉的文化人在文化參與上不夠積極，缺乏為自己也為他人尋找出場機會的動力與激情。現在仍然在從事文學創作的不少作家，對文學也漸漸失去信仰，沒有大的文學抱負，更缺乏關注大問題的熱情。從這一角度而言，我看重向梅芳的努力，也願意看到她進行自我挑戰，作新的嚐試。隻有敢於付諸行動，我們才有可能談論成敗得失。
我不清楚向梅芳有沒有意識到這種困難，心裏是否也有類似的矛盾，可是在交往中，我確實能感到這一寫作計劃所給她帶來的激動。為了寫作設想中的作品，她曾專程去馬來西亞進行采訪、收集資料，並且很快就寫出了“南洋紀事”係列中的兩部著作，也就是《“高州人”在馬來西亞》與《百年風華——李孝式傳奇》。
讀完《百年風華——李孝式傳奇》的初稿後，我的擔憂減輕了許多，同時也覺得有幾分意外和驚喜。在我看來，這是向梅芳寫得最好的著作，也是家鄉文化界近年在文學創作上“最美的收獲”之一。
它首先吸引我的，是書中所征引的豐富的曆史資料。我也是信宜人，也一直有興趣想看看李季濂、李孝式、李劍橋等信宜籍華人、華僑在外打拚的曆史。而要了解曆史，豐富而準確的曆史資料無疑是必不可少的。史學界有一種看法，就是認為曆史學就是史料。持這種觀點的曆史學家特別強調對史料的掌握與辯證。對這種史觀，我既持保留態度，也認同它對史料之重要性的強調。傳記文學的寫作，與曆史學著作有很大差異，卻也同樣需要注意史料的可靠。傳記與曆史並不是毫無關聯的：任何人都隻能是在特定的曆史中存在，這樣的話，作為個人精神史、生命史的傳記就不能不涉及個人之外的大曆史。作家所用的材料若不可靠，一味地胡編亂造，人物性格演進的線索就難免會破綻百出，人物的精神也無法站立起來。因此，對於向梅芳的這部著作，我首先看重的是它在史料上的價值。
此外，《百年風華——李孝式傳奇》不少章節所流露出來的史識，也是我所喜歡的。如果說史料對於曆史學這個學科具有重要地位的話，那麼對於文學作品而言，史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比史料更重要的，是史識。史料永遠是死的東西，如果沒有經過作家個人心靈的浸染與重新安排，史料之間的聯係就無法建立，寫下來的著作也很可能僅僅是材料的堆砌。而貧乏而機械的記錄，是遠離文學的本性的。缺乏獨特的史識，作家也無法有效地與曆史中的人物進行精神對話，更無法接近曆史本身。因此，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必定要能以史識來照亮史料。
就史料與史識的關係而言，我認為向梅芳的處理是比較到位的。這部傳記，以李孝式一生的經曆為主線，帶出中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在二十世紀的曆史風雲。在麵向這段曆史的時候，向梅芳並不隻是機械地羅列事件，而是投入反思的目光。二十世紀的中國與馬來西亞有著不同的國情，卻麵臨著同樣的使命：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民族國家。它們都經受了眾多的大災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才找到自身的發展道路，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作為這段曆史的重要參與者之一，李孝式也被深深地卷入到兩國的曆史當中。他先後擔任馬來亞聯合邦立法議員兼行政議員、海港鐵道部部長、交通部部長等職位，1956年還作為馬來亞代表團成員兩次隨東姑阿都拉曼赴英國談判馬來亞獨立問題，參與憲製的製定。1957年馬來亞宣布獨立後，他又出任首屆內閣財政部長，任職期間組建中央銀行，參與製定財稅政策，並首倡“工業建國”、興建工業衛星城市等，為馬來亞持續的穩定和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作為一名政治家，李孝式對馬來西亞的政治與經濟影響極大。作為一名海外華人，他在抗日戰爭期間也身體力行地與中國同胞共赴國難，在階級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的年代則被劃為資本家和地主。由於政治身份的獨特，李孝式的人生也成為我們理解兩國曆史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在這本傳記中，向梅芳敏感地抓住了這一點。盡管她所麵對的是一位對多數人來說是“須仰視才能看見”的大人物，向梅芳還是能以自己的心靈體悟、精神資源和曆史觀為憑據，與傳主進行精神對話，並在對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的評價上出示自己的獨到見解。她的觀點（史識），有的還可再議，予以更為深入的思辨，但畢竟為我們理解這些事件提供了屬於作家本人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