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經提到，在整個帝時代東夷和南方的外患相當嚴重，但是到了禹建立國家的時候，這些外患已經大大消弱，因此，夏時代，中原地區實際上依然可以看做是聯盟國家，至少沒有在政權形式上統一起來。記載表明，商人祖先是黃帝之宣器（契）一脈，在商到代夏政權之前，至少在文化上稍弱於夏，但是在二裏頭文化晚期商取代夏之後，繼承了相對先進的二裏頭文化，並創造了輝煌的青銅時代。
從地理分布上來看，夏居於黃河中上遊，並能局部控製黃河下遊。先商則居於黃河下遊，商代的政治製度以及社會生活已經能夠從考古獲得的文獻資料中有大致了解，商朝在政治建製和權力移交上完全跟夏相同，也就是最高王位為父子相承，兄弟相繼濟其窮。商人經常遷居，可能還有部分的遊牧生活痕跡；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非常重視敬奉鬼神，喜歡占卜，同時盛行酒文化。
雖然商在早期時常遷徙，但是自盤庚遷都殷之後便不再遷徙，表明王權此時已經基本穩定下來，殷都以外的附近地區為直轄區域，稱為“外服”，外服之外，既成為其他族群控製的“方國”，這些方國在商政府實力強大時往往處於臣服的和平狀態，但一伺國力削弱，便成為“危方”或“鬼方”，不斷侵犯商的外服之地，戰爭即成為常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見這些叛亂的方國不容易對付。在有商五百年的曆史中，國家權力發展演變取得很大進展，在甲骨文的卜辭資料中顯示，晚商政府組織已經非常複雜，並有常備軍隊的編製，以“旅”為作戰單位，武器已經完全是青銅材料的戈、刀以及箭鏃等等，相當精良，軍事能力因此大大增強，並且已經出現了戰車，盡管“車”在戰爭中有何重要意義並沒有大量的曆史文獻表述，但是單從後來戰爭中車的重大作用，我們可以認為，車的出現，對於戰爭發展殊為重要。
夏商二代在中國曆史凡近千年，使中國政治形式已經完全由原始的部落聯盟國家雛形演變為製度化的有著嚴密的大規模的政治行政組織的國家政權形式，並且在文化和科學技術上發展上實現了第二次重大飛躍，雖然不及新石器晚期農業文明出現的意義那樣重大，但也對人類曆史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整個夏商二代在中原政治和文化核心中傳承和發展的同時，周人一直遊離於中原政治權利的邊緣，也經曆著殊為重要的曆史發展和演變。從與堯舜同代的後稷到周文王，周人已經曆了一千二百年的遷徙變動，難以考其蹤跡。不過可以認為，在後稷時代，周人同為農業文明的實踐者，後雖一度放棄農業而事遊牧，但_公劉以後又開始農業生產，前後反複，足以想見，相對於一直穩定的中原農業文明，周人是比較落後的。古公後居岐山，始開始了穩定高速的發展，這支由部族首領領導的移民武裝集團至此才算穩定下來了，進入渭河流域以來，周人開始與薑姓部族通婚並安居樂業，政治組織開始發展，國家政權也開始記自商武丁以後，周臣服於商為屬邦，稱周侯，並接受了商代高發展的青銅文化。但是此時的周人在生存處境上卻非常不利，北方有長期與之衝突敵對的戎狄，南方又有強大的不得不臣服的商政權，鑒於此，周人在穩步發展的同時逐步在擴大自己的軍事實力，同時逐步向山西一帶擴展。
商取代夏的過程沒有確切的曆史表述，很難做一描述，不過周代商，則已經有大量的記載可以追述其曆史根源和曆史實踐過程。前麵已經說道，對於種族生存而言，生存實力和生存優先權非常重要，任何一個可能獲得生存的主動權的種族，都不會輕易放棄這樣的機會。既然長期處於非常危險的被控製的生存處境中，而要獲得生存的主動權，實現自身生存的主體性，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戰爭是其中必要的手段。周人自後稷以來廣直遷徙往返，疲於奔命，但是實力很弱，自古公以後，安居渭河流域，獲得暫時發展，然而族群的生存命運叵測，因此必須居安思危，長遠計劃，以實現種族生存的自主和自決。
從後來周人的“翦商”活動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周人的自古公以來的國家發展戰略實為宏大深遠。到周最終實施“克商”的時候，國家綜合實力尤其軍事實力已經非常強大。
第四節 周克商：封建製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