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單集中、組織、協作和分工並不能將人與許多群居生存的動物區別開來。在對動物世界的有趣研究中，我們發現，本能的集體化生存是普遍存在的，從最為渺小的螞蟻世界到狼群，莫不如此。人和動物在集體生存方麵的重大區別在於超越功利性的神聖訴求所派生出的一係列文明秩序與規範。在人的世界裏，集體作為一種生存的實在，遠比動物要複雜得多，在譜係、宗教和政治以及經濟活動的四種實踐中，作為社會的人，要長期生存於人類社會，首先要完成的就是漫長的自始至終的規訓，所以說，規訓是文明實現的唯一途徑。在一切屬於規訓的實踐中，震怖並不是唯一的內在情緒特征。亞裏士多德指出了兩種在文明規訓中的情感方式，那就是用移情手段造成的恐懼和憐憫氣向神聖性的主動靠攏是人向社會靠攏的最為深刻的表現，同時，向神聖靠攏導致人對神的注視下的文明規訓的主動要求和接受。也就是說，集體的存在是神聖性得以體現的依據所在。
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早期的原始共產分工、奴隸集體勞作和後來的社會化大生產是勞動領域集中、組織和規訓的最為直接明確的表現，這種主動的或者被迫的集中、組織和規訓是勞動以及生存防禦的必然要求，而戰爭則是另一種最為明確的集中、組織和規訓。在為了戰爭的集中行為中，人的操練被指明是徹底地向死而生的，在這些頭腦清醒的個體中，死亡的結果是如此清晰，死亡意識使戰爭的集中與規訓更靠近了神聖訴求。
戰爭的死亡本質和戰爭的實踐均要求戰爭的參與者表現出更為極端的集中方式，在這種集中形式中，在清醒的死亡意識麵前，神聖性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來，這種建立在絕對價值之上的最高原則，最為清楚不過地表現出神聖性所產生的集體無意識，這裏表現出價值的絕對統一和獨立的個體審察意識的消失，因此，更為有效的規訓得以展開。在這樣的集體中，作戰單元的個體獨立的價值判斷無法存在和得到論證。作為人，在這樣的集體中，絕對意義上的個體必然地消失了，為一個絕對的、最高的價值判斷和精神主題所完全取代。本文的討論不打算在集中、組織和規訓的技術上多做停留，是因為作者意識到，最根本的必然不在組織的技術實踐上。戰爭表現出的根本意識是向死亡爭取人的絕對價值，隻有超越了死亡，戰鬥者的生存才有可能實現。
所以，戰爭在最高精神_t呈現出一種死亡獻祭的強烈意識。在此意識的指引下，作為肉體的個體被集中和組織起來，才是有效的。軍人所呈現出的威嚴狀態和對死亡意識的超越是令人神往的，他們就是我們常說的勇士，代表著人麵對自己時的最為成功的價值實現，其中所煥發出的絕對的主體性力量使人振奮、感到實在。但是，在戰爭的參與實體中，這種主體性力量的實現，恰恰卻是通過絕對的服從來完成的，這種服從及現在，即使是在絕對精神的召喚下，戰爭集體的組織和控製仍然絕對必要，這種必要是戰爭功利性的充分體現：戰爭的觀實目的是獲取勝利。正是在戰爭的功利性訴求之下，戰爭作為人類社會曆史實踐的內容之一，同樣迫切需要作為一種智慧和學問而盡快地成熟起來。
關於中國春秋時代末期著名軍事家孫武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是講孫子拜見吳王闔廬，並組織宮女為他進行關於武裝組織規訓的演習，這些毫無規矩的宮女在孫子的指揮下訓練得並不順利，因為他的命令難以實現，但是當孫子以紀律斬殺了兩個作為隊長的宮女，馬上顯示出了訓練的效果。這個故事一般比較片麵地強調了它所傳達的意思。孫子通過斬殺受訓者中違紀的人，達到了嚴厲製軍的目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卻將人的集中、組織和規訓停留在死亡麵前本能引退的動物性自覺上，由此造成的絕對服從本質上是對死亡恐懼的結果，它與真正意義上的軍人、戰爭和死亡意識還無法聯係起來，即使作為一個武裝組織，它還不能成為一個具有在統一精神下發動進攻和積極抵抗的實體。事實上，對作為戰爭參與者的人的規訓，單單停留在如同麵對動物的訓練層麵，是一種最為低級的集中和規訓方式。即使作為個體的軍人，最重要的也是意識到他們被集中和組織起來要幹什麼，為什麼，這個動機必須是超越了死亡的絕對價值。這就是戰爭中的軍事政治：我們為何而戰？我們為何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