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土司莊園虎頭浮雕柱礎
夜郎國滅後，在夜郎故地，中原王朝基本上沿襲“土流並治”的政策；直至明清之際改土歸流，漢文化大量進入夜郎故地，夷、漢交融，方才實現了艱難的文化轉型。在此過程中，如三國時代，諸葛亮率軍南征，執行開明的民族政策，得到水西妥阿哲部的大力支持；所謂“七擒孟獲”，不過是《三國演義》的搞笑版；此後爨氏政權崛起，兩爨碑成為夷漢融合的曆史見證；元明之際，這裏湧現出奢節、奢卜及奢香等著名的女土司；而夜郎故地，更成為王陽明心學誕生的搖籃……在本土文化與主流文化的融突過程中，這裏不斷回應著夜郎人愛國愛鄉、崇尚自由、求真向善的絕唱……
一、邊郡製：從“一國兩製”到“改土歸流”
龍紋圖飾
後夜郎時代是指夜郎國滅後至今二千餘年內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個世居民族共同傳承夜郎文化，並創造後夜郎文化的時代。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夜郎故地經曆了一個由“郡國並治”到“改土歸流”、最終實現以郡縣製替代奴隸製及農奴製的社會轉型，從而使後夜郎社會步入了封建時代。
我們在前麵的敘述中得知，秦漢之際，中原王朝對於以夜郎國為代表的西南夷的統治主要是采取“郡國並置”的羈縻政策，“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保持各族內部原有的政治、經濟及其文化結構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各方國上層人物對其進行統治，以實現“以夷治夷”。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則采取置郡縣、封王侯、“毋賦稅”、貢方物的方法，在大一統的中央政權號令之下，實行“土流並治”，實際上就是搞“一國兩製”。與此同時，又“募豪民田南夷”，並以郡兵屯墾。
比之先秦時期搞“華夷之辨”時那種“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傳統觀念，由漢武帝開其端的這一對待邊疆少數民族的態度與統治方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轉變。終兩漢之世，即使在夜郎國滅後，也基本上沒有改變。實行“一國兩製”的意義就在於：郡國並置一方麵將“四夷”納入中原王朝的大一統政權統治之下，另一方麵則承認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從而在政治上為構建多民族統一國家奠定了基礎。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這一政策不僅使包括夜郎文化在內的“四夷”文化有較多機會接受漢文化影響，也為夜郎文化、後夜郎文化及“四夷”文化的自主發展預留了較大的空間。
土流並治政策能延續如此漫長的時間，顯然與我們在“序篇”中提到過的“夜郎現象”有關。包括夜郎民族在內的西南夷，長期以來受地域環境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封閉性的“壩子情結”：習慣於“窩裏鬥”，麵對中原王朝，他們常常搖擺於“向心”與“離心”之間，形成了“蹺蹺板效應”。當中原王朝強大或民族政策寬鬆時則歸附之，當中原王朝勢力衰落或民族政策苛嚴時則割據之。反反複複，無休無止。這給中原王朝在西南夷地區實行土流並治政策開了方便之門，並且能夠較為長期地“羈縻”下去。
三國時代諸葛亮南征，在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方麵有了新的發展，將漢武帝“郡國並存”的羈縻政策發揮到了極致，並引夷人頭領入朝為官。由於兩漢移民中的豪戶及本土領主所形成的南中大姓外接孫吳，相繼叛亂，諸葛亮為了鞏固蜀漢後方，在建興三年（225）分兵三路實行征討：“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雋，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在進軍途中，諸葛亮采取了“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方針，以相當溫和的民族政策處理戰時的對抗及善後的事宜，因而取得了極大成功，僅僅半年時間即結束了戰爭，使“綱紀初定，夷漢粗安”，從而穩定了後方。
實行溫和的民族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在兩漢、三國時代夜郎文化、後夜郎文化能夠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的原因。至今在夜郎故地上，考古學界出土的文物除戰國以前及史前部分，最多也最能代表夜郎及後夜郎文化者，如石寨山式銅鼓、飾立虎的鐵釜、鎏金銅鍪、撫琴陶俑、陶舞俑、青瓷獅形水注、青瓷蛙形水注及東漢銅馬車等，正是兩漢、三國時代夜郎人及其遺民遺存下來的興盛氣象或所創造的文化精品。
這種狀況在魏晉南北朝以後，由於蜀漢的滅亡及繼之而來的中原大亂，一度被中斷。夜郎故地的民族出現了大分化、大改組、大融合的格局，直至隋、唐、宋三朝。在這一千餘年的時間裏，夜郎故地雖然崛起過爨氏政權、羅甸國、羅施鬼國、自杞國，以及烏撒部等夜郎後裔民族建立的藩國與部族，中原王朝也一本“土流並治”的政策，並且改“郡國並存”為“經製州、羈縻州及藩國並存”的方針，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及羈縻政策的采用，總是時緊時鬆，導致夜郎故地的經濟發展也時緩時速，出現了極其複雜的局麵。而在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麵則表現出以下特點：首先是漢族與夜郎故地各主體民族的交接及融合。從西漢武帝年間“募豪民田南夷”開始，這種以巴蜀一帶移民為主或“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的漢人的移徙，加之朝廷派赴夜郎故地各郡縣屯墾的將官、士兵，至東漢年間，僅牂牁一郡即達20餘萬人，此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漢族人數隻會比這更多。如此之多的漢族人的到來，不但參與了夜郎文化及後夜郎文化的創造，有利於邊疆的防衛及國家的統一，他們更把先進的生產工具及生產方式帶到夜郎，從而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又通過婚姻關係形成的“遑耶”（夷語親家），進一步推進了漢族與夜郎各主體民族之間的融合。其融合的方向，在兩漢時代，在夜郎國的一些中心城市，雖有漢族融入土著，也有土著融入漢族的情形，不過終因漢多夷少，漢族生產力水平占了相當優勢，因之出現了夜郎土著民族“漢化”的主流。所謂“南中大姓”，除部分漢族移民中的官吏、地主及豪商如雍闓、呂凱，以及龍、尹、董、傅諸大姓外，東區的田姓、謝姓，西區的爨氏，滇東一帶的孟氏等，都是當地少數民族上層人物漢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