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封句町侯為王，當然是論功行賞的結果，但是否也有牽製夜郎王和滇王的用意，已經無法查考。如果聯係滇同夜郎在這場反叛漢朝的事變中的處境，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如同前述，夜郎與滇，一個是牂牁郡的“王”，一個是益州郡的“王”，但這兩個王既與反叛不沾邊，在平叛中似乎也乏善可陳。這種不冷不熱的態度，肯定引起漢朝的疑心。大司馬霍光當時指揮整個平叛，多封一個“王”，讓夜郎王同滇王有了一個對立麵，對西南夷的穩定隻有好處，不會有壞處。“以夷治夷”，甚至“以夷製夷”，精通權術的漢朝大臣及將軍們不會想不到這一點。這就直接導致了夜郎、句町兩國之間的交惡。
三、莫雅邪：讓夜郎國踏上不歸路的末代王爺
鏤空十字形銅鈴
這時候，夜郎國正值莫雅邪當政。莫雅邪是武僰支係第27代孫，多同彌的重孫輩。生當末世，莫雅邪可能已敏感地意識到漢王朝控製邊郡力量的衰弱。自曾祖多同彌被封為夜郎王以來，他的祖父同彌匹、父親匹鄂莫，一直嚴守著同漢朝中央的約定，聽從牂牁郡守的調遣，維護南夷地區的穩定。剛繼位的頭幾年裏，他也每年按時向朝廷進貢，一遵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如期進京，覲見皇帝。可是漸漸地，在莫雅邪心裏，開始同漢朝離心離德。可能是萬裏迢迢，朝賀成了一種負擔；可能漢朝財政困難，對屬國貢賦的要求越來越苛刻；也可能是朝廷的賞賜越來越少；甚至還有一種可能，句町王禹在京城被皇家接待的規格要比南夷其他諸王為高……我們已經無法確認這一點，但那些在曾祖時代即已遷徙而來的“豪民”，每年種植出來的大量稻穀被一車一車地運往郡府的穀倉，供邊郡的大小官吏及漢軍揮霍，而他作為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王”，卻隻能眼睜睜看著，不能有粒米的收入。這讓他心裏著實難以平靜。至於牂牁郡的太守、郡尉，從前都是各守其責，而從他父王那一輩起，因無戰事，漢朝久不派都尉，一直都由太守兼著。明顯地，朝廷對邊郡的羈縻是大大地鬆馳了。
而夜郎國的情況就很不一樣。經過幾年的經營，莫雅邪已經組建了一支強悍的軍隊。歸附漢朝後，也不知從何時起，夜郎軍隊已形同虛設，除了在王爺出行時作為儀仗隊用用，平時就很少再進行軍事訓練。所以談起幾十年前南夷那兩次連續的叛亂，夜郎未曾介入，在莫雅邪看來，決不是祖父為了什麼“維護穩定、忠於漢朝”，實在是士無鬥誌，夜郎軍根本就沒有戰鬥力，所以隻好隔岸觀火，由他們鬧去。想通了這一點，莫雅邪為夜郎國感到悲哀。
莫雅邪自幼跟著畢摩學習夷經。在畢摩的講述中，祖上的尚武精神，特別是武益納雄強一世的事跡，留給莫雅邪以難忘的印象。“七十二次戰，做一天打完！”那是怎樣一個英雄的時代！“男孩沒有一個不想勇敢的，女孩沒有一個不想美貌的”，那是夜郎人從小就接受的“家教”。“打仗之日莫想活，想活不能成英雄”，“集會場中駿馬貴，殺敵場上勇士貴”，那是他們成年之後安身立命的信條。在戰爭中，夜郎人的信念是：“作戰要上前，鬥敵要勇敢。寧可上陣死，不可臨陣逃。”因此打起仗來，“夜郎的兵士，全都很善戰。在打仗之時，勇敢如猛虎；衝鋒的時候，疾速似閃電。夜郎的主將，勇敢而頑強”。是的，在夜郎人的《天地祖先歌》裏，就是這樣唱的：“很古的時候，力大者興旺，強的欺弱的，強的互相打。部落與部落，經常來交戰，年年月月打，月月日日戰……戰爭打贏後，就要把天祭。殺牛又殺羊，烏牛來祭天，白馬來祭地，綿羊祭祖先，黃牛祭功臣。大家來吃肉，大砣大砣吃；大家來喝酒，大碗大碗喝。大家來比武，勇敢者取勝。大家來唱歌，三天歌不停。大家來跳舞，跳起接龍舞。”畢摩告訴他：這才是一個夜郎漢子真正的生活！
從此他開始訓練夜郎的軍隊。繼位之後，在嶽父翁指的支持下，他決心拓土開疆，將複興夜郎國視為己任。他繼承祖製，全民皆兵，農忙務農，農閑練兵。自備器械、戰馬，以銅鼓、斯去（牛角）為號。而他第一個描準的目標就是句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