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所討論的，是王公大人與士孰尊孰卑、孰貴孰賤的問題。曾子認為，晉、楚之君，其富貴固然無人能及，但他們有他們的財富，我有我的仁德；他們有他們的權勢，我有我的道義。和他們相比，我沒有什麼好慚愧的。字裏行間，我們都可以看到曾子所提倡的“弘毅”品格的影子。孟子是曾子“弘毅”品格的繼承者和弘揚者，所以他對曾子的觀點表示讚同，認為像曾子這樣天下一流的學者，又是孔門高足，肯定不會信口雌黃，他這麼講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孟子進一步指出，為天下所公認的尊貴的有三樣：爵位、年齡和道德。在朝廷論尊卑，當然要首敘爵位，鄉黨集會則看重年齡，至於輔佐君主平治天下，那麼首先要講求的就是道德。現在齊王所有的，不過是爵位；論年齡論道德他都應尊重我。他得“達尊”之一，我得其二，以一淩二，恐怕不太合適吧？所以，向來大有作為的國君，一定有他不宣召的大臣，想有所谘詢則親自去登門拜訪他，像湯之於伊尹、齊桓公之於管仲。這才是真正的“尊德樂道”，不如此也不足以有所作為，這樣的君王，不見也罷。
“善養吾浩然之氣”的“大丈夫”孟子，是不屑於在富貴、權勢麵前出賣自己的人格的，哪怕對方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君主。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也體現在他那套頗具特色的君臣倫理關係理論，見於他對齊宣王的一段告白中：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從這段告白我們可以看出，在孟子的眼中，君臣關係是近乎平等的，臣下對於君主來說，人格是獨立的，並沒有無條件的義務。秦漢以降，隨著中央集權君主專製政體的確立及完善，給士人的人格所留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幾乎接近於無。與此相對應的是，形形色色打著孔孟信徒旗號的犬儒們所編造出的“三綱”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下無不是之君”等謬說，與集權專製政體緊鑼密鼓地配合著。此後，國人在權勢麵前，尤其是在權勢的總代表君王麵前，便隻有奴格，再無人格。孟子的地位被抬上去了，其思想尤其是他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卻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篡改，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的大不幸！
3.孟子的心性學說
心性學說也是孟子思想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孟子後世地位的抬升，功勞大半要歸於此學說。從宋儒起，即開始大講特講所謂的“道德性命”之學，也即所謂的“理學”，也叫“道學”。雖然從“理學”內部來看，有以程朱為代表的“道問學”與陸九淵開山、明代王陽明光大的“尊德性”之異，但他們追根溯源，便都要找到孟子的心性學說，認孟子為祖師。為了搶儒學正宗這塊金字招牌，理學家們開始大搞特搞尊孟運動，直到將孟子抬上“亞聖”的席位，成為孔子正宗的接班人。
其實，和王道仁政學說及孟子對理想人格的追求與鑄造相比，心性學說在孟子的思想學說中並不占多大的比例，其核心無非是“萬物皆備於我”和“性善論”。孟子認為“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意思是說一切美好的道德，我都具備了。如能反躬自問，不斷反省自己，便可達到誠的境界，就會發自內心地踐行這些美德，因而也會感到莫大的快樂。因此孟子認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隻要不斷地“反求諸己”、“內視”、“反省”，就能獲知自己的本性；通過對自己的內心和本性的探索，就能達到知天的目的。他認為“心之官則思”，心的功能是思維，心的思維過程就是“盡心”的過程，也即向內探索、找回自己固有的善的本性的過程，把認識問題歸結為如何找回散失的本心這樣的心性修養問題。所以孟子提出：“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這裏的“放”，從前麵一句“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來看，是丟失、散失的意思。“求其放心”，就是找回散失的善良的本性。
那麼，人的善良的本性是如何散失的呢？孟子舉了個形象的例子：牛山上的林木本來鬱鬱蔥蔥，由於鄰近齊國的首都，大家都去伐木砍柴，遭到了破壞，還能再鬱鬱蔥蔥嗎？經過雨露的滋潤、夜裏的生長，剛有所恢複，又被放牧的牛羊啃食踐踏，長此以往，就變得光禿禿的了。孟子的這一比喻，旨在說明人散失他善良的本心的原因，在於外界的淩轢侵伐。所以孟子不斷地講“存其心，養其性”，提倡“養心”、“養浩然之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人要保持住善良的本性，就得“養心”、“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