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說是孟子所提出的另一個極其重要的理想人格概念，這源於孟子與弟子景春的一次論辯。景春非常佩服那個時代當紅的縱橫家公孫衍、張儀，認為他們憑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於諸侯國之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非常風光，是實實在在的“大丈夫”。孟子則對這種為博取功名富貴不擇手段、利口覆家邦的小人極為瞧不起，認為真正的大丈夫應該是“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其是孟子所提出的“三不能”，千百年來為仁人誌士廣泛接納，成為大丈夫人格的光輝寫照。“三不能”實際上講的是大丈夫麵對富貴的誘惑、貧賤的困擾和暴力的威脅的態度，也就是說，真正的大丈夫，要能經得起富貴、貧窮和暴力威脅的考驗。有些人能經得起貧窮的考驗，“貧不失誌”、“窮且益堅”，能在困境中堅守節操，發奮有為；也經得起暴力威脅的考驗，麵對邪惡的暴力，大義凜然，視死如歸；但往往經受不住富貴的考驗，一旦發跡了，卻在“花柳繁華地、富貴溫柔鄉”中迷失了自己，玩物喪誌，甚至“一闊臉就變”，成為繁華生活的奴隸。比如晉文公，麵對父親寵妾驪姬無所不用其極的迫害，在生死攸關的節骨眼上，從容應對，有理有節；十數年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涯，備嚐艱難險阻而不放棄、不屈服；一旦到了齊國，受到齊桓公的厚遇，在輕裘肥馬、美女妖姬的安逸生活麵前，很快就迷失了自己，將雄心壯誌拋在腦後，發出“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的感慨，遭到他在齊國新娶的妻子的嘲弄。若不是狐偃依然保持清醒的頭腦，將他灌醉後偷偷地帶離這安樂窩，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煌煌霸業。
貧窮的困擾、暴力的脅迫、富貴的誘惑，最能考驗人性，過此三關，不僅要有誌、有勇，還要有守。有誌，方能在困境中保持希望，扼住命運的咽喉，堅忍以待，相機奮起。否則，一任絕望的毒焰吞噬自己，勢必墮入萬劫不複的深淵。有勇，才能在暴力的威脅麵前不屈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有守，才能在富貴中不迷失自己，保持初心本誌。如何應對這三大考驗，其實在孔子那裏已經有所闡述，隻是不如孟子的“三不能”那麼係統而明確。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如果說有人自甘貧賤，恐怕不外乎兩種情況：一是此人特矯情，“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隻是嘴硬不承認；二是此人特沒出息，自甘墮落，屬於那種自暴自棄、不可救藥的窩囊廢。所以孔子認為，追求富貴、擺脫貧賤是人之常情，他自己也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但前提是必須以正當的手段，否則寧可視富貴如浮雲。要抵製富貴的誘惑、經受貧賤的考驗，那就要能在貧賤中自得其樂，將貧賤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甚至活出境界來。用孔子的話說就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或者像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就是宋儒所津津樂道的“孔顏樂處”。毫無疑問，孟子的“貧賤不能移”是對“孔顏樂處”的繼承和發揚，與孔、顏一脈相通。孔子看待貧賤、富貴的態度，還見於他與子貢的一段對話：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