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軍是主動出擊，準備得比較充分，又是以逸待勞；楚軍雖然強大，但遠來疲敝，又兼輕敵，所以這場戰爭宋軍不是沒有獲勝的可能。《孫子兵法》雲：“倍道兼行，百裏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說的就是楚軍這種情況。勞師遠征，由於戰士的體能不一樣，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很容易出現軍容不整的問題。再加上路途耗費體力，到了前沿陣地已成強弩之末。楚軍的這些可乘之機，被宋軍的總司令子反洞察得一清二楚。
楚軍到達泓水對岸開始渡河，子反在楚軍渡河渡到一半的時候，向宋襄公建議，乘這個時機指揮宋軍發動突然襲擊，迎頭一棒，打他們個措手不及，這是宋軍取勝的黃金時機。沒想到被宋襄公斷然拒絕！時機一晃就過去了，未受到任何阻擊的楚軍很快渡河完畢，忙著集結。子反再次向宋襄公提出建議：乘楚軍剛剛渡河立足未穩，一舉將其擊潰，這是宋軍取勝的最後機會。可惜又被宋襄公拒絕！等到楚軍集結完畢，排好陣勢，宋襄公卻率領宋軍直撲了過去。盡管宋襄公把手中的王牌全部打出，連自己的禦林親軍（即“門官”）都全部賠上了，戰爭結果還是沒有任何懸念——“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雙方力量懸殊，宋軍一敗塗地，宋襄公的禦林親軍全軍覆沒，他本人也被楚軍射中了大腿，並最終引發瘡傷而送了老命。
三、規則與功利：千古憑誰定是非
宋襄公狼狽逃回宋國，國內的輿論對他很不利，都埋怨他戰前不自量力，不該出頭強出頭；臨戰又指揮無方，連失勝機，導致宋國慘敗，精銳部隊全部葬送。麵對國人的指責，宋襄公並不服氣，勇敢地給出了自己的回應：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不重傷”就是不對受傷的敵人做第二次加害，因為他已經失去了戰鬥的能力。“不禽二毛”，就是對年老的戰犯要網開一麵，不能活捉。這裏的“禽”是“擒”的通假字；“二毛”就是頭發花白的人。“不以阻隘”，不占據險要的有利地勢打擊對手。“不鼓不成列”，不向沒有擺好陣勢的對手發動進攻。在古代，擊鼓是發動進攻的信號。業師黃樸民教授曾經指出：宋襄公的這一套戰爭觀，不是他的個人發明，乃是禮樂文明普適性的戰爭原則。這些內容，在周代“軍禮”的殘留“古司馬法”中都能找到：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這就是說在戰爭中要講人道主義，講信義，對於已經失去抵抗能力的敵人不能窮追猛打，不能搞偷襲，戰爭的目的是爭義不爭利。不僅要求戰爭的雙方在完全公平的條件下開戰，還要求適可而止。說到底，這是禮樂文明人性光輝的體現。戰爭作為政治的延續，是人類的活動，所以不能突破人性的底線。在戰爭中講人性，似乎有點可笑，但其實這恰恰是禮樂文明先進的地方。曆史進入近現代，人類才再次認識到在戰爭中講人性的重要性——1864年誕生直至1977年成形的《日內瓦公約》把人道主義作為戰爭中的普適原則寫了進去，並得到如今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可。曆史的車輪轉過了兩千年，人們終於醒悟了，原來保護敵人也就是保護自己！宋襄公寧可葬送取勝的機會，也嚴格恪守禮樂文明的普適規則，堅持在殘酷的戰爭中貫徹人道主義，最終把性命也搭了進去。在規則、人性與功利的考驗中，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前兩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宋襄公是個殉道者，《公羊傳》稱讚他“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不過如此”，都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