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傳入與佛典的流行
從公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時期以後，印度佛教逐漸傳播到印度西北地區，並沿著絲綢之路在西漢末年傳入我國內地。在裴鬆之所注《三國誌》中，引用了曹魏時魚豢的《魏略·西戎傳》，其中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的記載。所謂《浮屠經》實際就是《佛經》，它主要講述釋迦牟尼的故事，以及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理，但是這部當時口授的佛經未能流傳下來。
現存最早的漢文佛經是《四十二章經》。據東漢《牟融理惑論》等書記載，傳說漢明帝永平七年（64）時夜夢金人飛行殿廷，於是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訪求佛法。永平十年（67），他們同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帶回了經書、佛像，翻譯了《四十二章經》。這部經書由42段短小的佛經組成，因此有關學者考證，它不是直接的譯經，而是一部輯譯多種經書的“經抄”。漢譯《四十二章經》主要闡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由於它內容質樸平實，在佛教剛剛傳人我國時比較適合佛教初學者的需要，所以在當時社會上非常流行。《四十二章經》現在流傳三種版本：一是《高麗藏》所收本，它又緣於北宋初年的《開寶藏》；一是北宋真宗時的注釋本，收入明代《永樂南藏》中；還有一種是宋代守遂的注釋本，流行較廣，明清兩代僧人都給它作過注疏。
東漢末桓帝、靈帝時，西域的佛教僧徒相繼來到我國內地，佛經翻譯漸盛。漢末傳人的佛教有兩個係統：一是小乘派的安息係統，以安世高為代表，他到洛陽不久就學會了漢語，並開始譯經，共譯佛經30餘部，其中較重要的有《安般守意經》《陰持人經》，大小《十二門經》等，多為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經典。安世高傳布教義，重在“禪數”之學。“禪”指禪觀，即通過禪定靜慮而領悟佛教之道，其法多種，其中如“安般守意”法，指有意識地控製氣息出入，守持意念，專心一境；“數”是用數字把佛教中名目繁多的名詞概念歸類論述，從而達到闡述佛教理論的目的，如四諦、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十八界等。這給初學佛教者帶來很大方便，所以安世高傳教很有成效。另一係統是月氏係統，以大乘派的支婁迦讖為代表。他在中國譯經十餘部，其中確實可考的是《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般舟三昧經》三部。其所譯佛經數量雖然不多，但卻有很大影響，如《道行般若經》是反映佛教般若學的較早經典，主要宣揚大乘佛教“諸法性空”“諸法如幻”的思想，在魏晉時曾形成大的研究高潮。其他兩部佛經也都是講大乘禪觀的經典。又如《般舟三昧經》宣傳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後來淨土思想的流傳實以此為開端。以上代表大小乘佛教的兩個係統，漢末與魏晉時期在中國皆有影響，隻是後來由於大乘佛教的學說更適合中國的社會思想和文化環境，才得到更充分發展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
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繼續向中國內地傳播，由於統治者的支持，這一時期有大量佛經被翻譯、介紹到中土，並出現了一批成就顯著的佛學家和譯經家。
在西晉武帝太始二年（226）進入內地的竺法護，原是月支國人，因世居敦煌，又稱“敦煌菩薩”。他先後在長安、洛陽等地居住四十餘年，翻譯了《光讚般若經》《賢劫經》《正法華經》等159部、309卷大乘佛教經書。他的翻譯不僅範圍廣、內容豐富，譯文也比較忠實。
後秦弘始三年（401）進入長安的鳩摩羅什，出生於龜茲，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譯經家。他在短短的8年時間內，與弟子們一起譯出了《大品般若經》《法華經》《維摩詰經》《阿彌陀經》《金剛經》和《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成實論》等經論，係統地介紹了龍樹中觀學派的學說。據《出三藏記集》著錄，其譯出經數為35部，384卷。他所翻譯的佛典，有不少成為後來佛教宗派的經典和理論根據，在中國譯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馱跋陀羅也是一位傑出的譯經家，他出生於古印度，東晉義熙四年（408）到達長安，弘傳禪數之學，翻譯佛經。後又到廬山與慧遠合作，到建康與法顯合作，共同譯經。先後譯出《達摩多羅禪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新無量壽經》等13部、125卷。其中所譯《華嚴經》60卷，以及關於坐禪、持戒的經類，在中國佛教界廣為流傳。
菩提流支，亦譯“菩提留支”，北天竺（今阿富汗一帶）人。據唐《開元釋教錄》記載，他從北魏武帝永平元年（508）到洛陽從事譯經，至天平二年（535）止，所譯經論共30部、101卷。其中主要有《金剛般若波蜜經》《入楞伽經》《彌勒菩薩所問經》《無量壽經論》《金剛般若經論》《法華經論》等。
真諦，也譯為“波羅末陀”，是當時又一位傑出的譯經家。真諦為西天竺優禪尼國（今巴基斯坦一帶）人，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546）應梁武帝邀請來到南海（今廣州）譯經，先後翻譯了《十七地論》《金光明經》《唯識論》《攝大乘論》等，較係統地介紹了大乘瑜伽行派的思想。特別是所譯《攝大乘論》影響最大，後來南朝學者以此為理論依據，形成了攝論學派。真諦的翻譯，大都保存佛經的原來麵目，文字雖有些艱澀，間或夾雜一些他自己的解釋，但從其師承來說，大體是正確的。
中國譯經史上的翻譯家，除了從印度和西域來的僧人以外，也有中土的高僧，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譯經家有道安和法顯兩人。道安俗姓衛，祖籍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他不僅是東晉時博學的譯經家，還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佛教宣傳者和組織者。道安在組織僧眾宣講佛法的同時，製定了沙門以釋為姓，以及僧尼赴請、禮懺等行儀規範。他晚年在長安主持翻譯了《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論》《毗曇心論》等10部經書，共180卷、100餘萬字。他還注釋佛經並為佛經作序，對闡明經義及流傳源流發揮了很大作用。他整理當時所能見到的佛教典籍，編成《綜理眾經目錄》，這是我國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經目錄。法顯俗姓張，山西人，也是東晉時著名的譯經家。他不僅在中土譯經，還不辭辛苦，西行求法，前後凡15年，遊曆近30國，從印度、斯裏蘭卡帶回一批梵文經律。回國後又譯出《大般泥洹經》《摩訶僧祗戒律》等，著有《曆遊天竺記》一卷，記載了遊曆諸國的見聞。
佛教傳入我國後，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廣泛傳播，到了隋唐，正式走向獨立發展時期。特別是唐代，在統治者的扶持下，佛教寺院經濟不斷發展，僧眾大量增加，具有不同特點的各個宗派都在此期相繼形成。佛教的流行，在唐代呈現出繁興景象。唐代對佛教經典的全麵整理；各宗派對有關經典的深入研究、闡釋和奉行，是此期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標誌之一。
唐代對佛經的全麵整理，表現在對梵文佛典的全麵收集以及譯經事業的真正成熟。玄奘的西行取法和長安譯經，是唐代整理佛經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中國佛教史最輝煌的一頁。他從貞觀三年（629）出發西遊，孤征17年，行程50000裏，曆經110餘國，忍受了千辛萬苦，終於取得了印度佛教的最高成就，帶回梵本佛典520夾、657部。回到長安後，玄奘立即投入譯經工作，先後曆時20餘年，譯出大小乘經律論共75部、1335卷，其譯籍之富空前絕後。玄奘譯經，克服了前人零散抽譯的缺點，注意抓住重點，對各家學說的來龍去脈作完整的介紹，人們從他的譯籍裏可以了解到當時印度佛教的全貌。他既不主張專在取意的意譯文風，又反對詰屈聱牙的直譯文體，由於他通曉佛典，又精通梵文，所以所譯佛經不僅文意正確，文詞也斐然可觀，後世將他的經譯稱為佛教史上“新譯”階段的開端。繼玄奘之後，又有義淨渡海西行印度，他帶回梵文佛經近四百部，回長安後譯出56部，230卷。
唐代經玄奘、義淨等人的努力，使中土具備了齊全的佛典梵本，這就為當時譯經事業的繁榮和中國佛教的獨立發展奠定了基礎。許多重要佛典在唐以前雖有譯本，但或篇幅不全，或文義不備，不能令人滿意，唐代譯家大多致力於重譯佛經，使之益臻完善。在漢文《大藏經》中，許多重要的經典都有唐代的重譯本，如《瑜伽師地論》《楞伽經》《首楞嚴經》《俱舍論》《大般若經》等等，與前代譯本相比，自然以唐譯本更為精善。唐代譯經事業的進步，還在於翻譯組織發達完備，國立譯場繼隋之後在唐代規模更大，翻譯人才精萃彙集，分工細密善巧。整個譯經過程，除主譯之外，還有證義、證文、書字、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專人負責的環節，從而保證了翻譯經文的正確和通暢。
隋唐之際，由於佛典的廣泛流傳，中國佛教內部攝取了一些重要經典的思想學說，相繼形成了一些不同觀點的佛教宗派。各家在形成思想和宣講教義的過程中，加深了對一批重要佛典的研究和傳播，同時也撰著了一批宣傳宗派教義的佛教典籍。例如：
最早產生的天台宗，由智頡在天台山創建。此宗以《法華經》為主要經典，所以又稱法華宗。《法華經》又稱《妙法蓮華經》，此經說三乘方便、一乘真實和一切眾生皆能成佛等內容，為天台宗據以立說。智頡為《法華經》作《法華玄義》20卷、《法華文句》20卷兩部注疏，又根據《法華經》的思想撰寫了《摩訶止觀》，提出了“一念三千”“三諦圓融”等天台宗的基本學說。
由隋代吉藏所創立的三論宗，因依印度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的《百論》等三論立宗而命名。吉藏曾為“三論”注疏，並作《三論玄義》，論述三論的概要。三論的中心思想是諸法性空的中道實相，也即“一切皆空”的思想。《中論》開宗明義，則以“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的“八不”，闡發了這種基本的觀點。
由玄奘及其弟子窺基創立的慈恩宗，又稱“法相宗”或“唯識宗”。此宗奉行的佛典為《瑜伽師地論》。這部經典以玄奘所翻譯的100卷本最為全麵詳盡，該書強調客觀世界是人們根本心識——阿賴耶識所假設的現象，論述禪觀漸次發展過程的精神境界及修行瑜伽禪觀的各種果位。玄奘在此基礎上，還糅譯了大乘唯識宗的經論，編成《成唯識論》10卷，宣傳唯識宗的思想，即認為不是外境引起人的意識活動，相反，是意識的活動生出類似“外境”的表象。
由法藏創立於武則天時期的華嚴宗，以推崇闡明《華嚴經》而得名。《華嚴經》漢譯本有多種，各譯本中，以唐代實叉難陀所譯80卷本品目完備，最為流行。該經中心內容是從“法性本淨”的觀點出發，闡明法界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盡緣起等理論。華嚴宗對《華嚴經》注疏極多，法顯之前的杜順撰有《華嚴五教止觀》一種，智儼撰有《華嚴搜玄記》等三種，法藏則撰有《華嚴經探玄記》等十種。《華嚴經》及華嚴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辨範疇，對後來程朱理學的學說有較大的影響。
唐代道宣創立的律宗，是一個以研習及傳持戒律為主的宗派。印度的五部律傳到中國有四部，它們是《十誦律》《四分律》《摩訶僧祗律》和《五分律》。律宗以《四分律》為主要依據，《四分律》原是小乘佛教曇無德部的律典，在中國的流傳過程中，被用大乘教義加以解釋。道宣對《四分律》作了許多注疏和闡發，他的《四分律比丘念注戒本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是律宗教義的主要基礎。
淨土宗是以“淨土三經”為主要經典而建立起來的宗派，正式奠基者是唐代的道綽和善導。“淨土三經”是《大無量壽經》二卷、《觀無量壽經》一卷、《阿彌陀經》一卷，這三部經主要是讚美阿彌陀佛的宏大誓願，描述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美麗以及往生西方淨土的修行方法。其中的《阿彌陀經》簡單易懂，全經僅2000餘字，淨土教徒把它作為早晚課誦的經典，在一般民眾中影響也較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