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正麵觀察”，並非隻看曆史上“好”的一麵，而是對那些無數的“失敗”也要抱一個“正視”的態度。另一方麵，與某些學者認為十八世紀中國“相同”於西方（如英國）的經濟發展不同，我不過認為，中國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或十八世紀西方）的努力“相通”而已。盡管我們不知道這些“發動者”是誰，它多半卻不是來自歐洲；這些行為內含有許多傳統的因素，但也頗有悖於中國傳統道路之“常”。
說十八世紀是二十世紀的“先聲”，並不意味這兩個世紀可以等量齊觀（那樣還要我們史學家做啥）。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任務，正像我們不能期望古人替代了我們一樣，今天也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罪於古人（否則還要我們這一輩人做啥）。
但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就“解構”了“現代化”的命題，或者它有著多樣的麵孔，並不能以“成功”的領頭國家“一把尺量遍天下”？或者，無論是對“資本主義”，還是所謂“現代化”，也許它並不那麼重要，也不是構成曆史的唯一視點？——例如本篇所說的“糧政”、“農政”，還有未涉及的國土疆域等等，皆為國之大政，大約是任何時代無論什麼“主義”都不能抹殺的問題，——或者它隻觸及了曆史的某些方麵，還有其他許多才是亙古以來恒久的存在？或者，它隻觸及了某些外延，而未及其內涵？
站在長遠的“大曆史”的觀點，我們也可以說，那一時的成敗都沒有什麼，它們並不具有絕對的意義，世界曆史的中心問題，也許並不是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異”的物質成就，雖然未必是什麼“鏡花水月”，但又怎能成為衡量人類文化進步的唯一標尺？一部“心性”、“心靈”、“精神”和“文化”的曆史，不也格外重要？；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學者卡內提（Elias Canetti）也批評說，今天假如隻剩下一種信仰，那就是“生產”了，《群眾與權力》（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頁332）；而在法國心態史學家迪比看來，對於他所研究的人來說，經濟的實在性顯得無關緊要，真正實在的是超自然方麵的心靈結構，《新史學》，頁182。）在這種觀點之下，我們豈不既能打破現有曆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它也不是所謂“精英”還是“一般民眾”的思想史可以包容的）？
至於“革命”也是一樣。當今既有人在“癡迷”革命，也有人要“告別”革命。其實，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革命”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與“現代化”過程亦不遑多讓，它也幾乎成了近代中國的主題之一。但是，革命到底解決了哪些問題（毛澤東晚年曾說：我隻不過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麵貌而已）？又有多少是它不能解決的？而且，有誰可以肯定革命到底為何發生（至今國內外不少學者還為此爭辯不已），又有誰能斷定，革命之後，還需不需要革命？……
在許多崇信“進化論”的人士看來，“古”一定比“今”差，“西”必定比“中”強，其實，這都是不一定的。我倒覺得，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中國的傳統並不一定就那麼不好，她也並非欠缺令吾人足可自豪的偉大思想。
也許，這樣我們就可以端正心態，放寬視野，坦然地麵對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