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清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工業區”，乃是中國自身曆史發展的產物，是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中的最高階段——“發達階段”的一個體現。其實不因外國也有而“是”，也不因外國沒有而“非”。
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一些地方相繼實現了現代工業化，在原有的“手工業”與“機械工業”之間，並沒發現什麼實質性的障礙，其領先地區即是江南；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中斷”以後，又是江南地區掀起了最大的鄉村工業化的浪潮。這些當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麵，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乾隆七年清廷提出“為天下萬世籌贍足之計者，不獨以農事為先務，而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的政策思想，已經超出了一般農業的範圍。中國古代的所謂“四職”，原本隻有“三農”是農業，其他三者都是農業以外的經營。這與秦漢以後的情形是大不一樣的。但不管怎樣，數職“兼修”就必然會擴展到農業以外。於是在前述農業經營的範圍之外，不但紡織等手工業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礦業政策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所有這些，也無例外地發生在乾隆初年，並和當時的總體設想有著緊密關聯。
既已涉及工業發展和工業政策，就還有許多問題不能回避。例如，國家財政問題、工業思想及其導向問題、尚奢尚儉問題，農民就業轉移問題、保護私有產權問題，2……等等，都是我們二十世紀耳熟能詳，仍需花大力量去麵對的問題。
綜括十八世紀清人的努力，並不是所謂“昏君”、“佞臣”、“劣紳”或“愚民”所能解釋的了的。在上述每一門裏都充滿了“學問”（而非權術）。當然它不是什麼“經學”或“考據學”，而是儒家正宗的“經世之學”，亦即後來曾國藩、張之洞所說的“經濟”之學，它已構成一個“十八世紀經世學派”。它所留下的遺產，不僅惠及十九世紀經世學派，無形之中，二十世紀的後人也受到他們巨大的影響，不管他們是否承認。
結語——兼論如何修訂我們的近現代史觀
對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做了這樣一番對比之後，我們所麵臨的，可能就是“修改曆史觀”這樣一個大問題了。
在通行的教科書裏，十八世紀的中國仍處於“古代”，二十世紀是為“現代”，兩者不但性質上截然不同，時段上相距甚遠，中間尚隔著一個“近代”（無論是從1800年還是1840年算起）。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已不是“一個曆史”，而是被若幹個關節，被無數個“偶然”（如外力入侵）、“假設”（若沒有什麼入侵），這樣一類“虛妄史觀”給割裂，弄得不成樣子的段落。
過去認為，傳統中國“封建”、“落後”、“老舊不堪”，從本文的角度看來，恐怕就不是了。當十八世紀，中國即與世界上現代化的早發國家“一同”（或略早於他們）麵對了一些“現代問題”，和做出了若幹“現代努力”。如此看來，中國並不一定隻有一個被誰人“打斷”的，或由外力“提升”了的曆史。甚至也無所謂再區分什麼“內因”、“外因”，更不必在意“東方”、“西方”孰為中心。或者，它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在邏輯上豈不也能成立？或許，中國具有自己的並不輸於他人的“理路”，隻因一向受限於傳統觀點，或“現代化”的固有模式，使人難以看清罷了。曆史上那些最令讀者扼腕太息的難以數計的危機和難關，在今天看來，恐怕也都不必那樣“哀怨”，無法索解。或許，它隻是沒有如吾人（或某些人）之“願”而已。
麵對這樣的曆史，換做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除了那少數幾個領頭羊以外），沒準都可為之“驕傲”；換做任何一個民族（就筆者遊學於歐美觸目所見），也沒有像我們這樣“失落悲哀”的。事實上，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古國來說，任何變革（包括革命）都不會容易，一定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這也已成為中國史的主題之一，窮則思變，至變方通，它好像就是要我們把所有的苦難和關口都經過一樣，——中國到底要走向何方？“曆史老人”究竟有怎樣的安排？——對於這些，恐怕還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會如那些世俗的渺小願望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