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與日本鬼子做過生意的外國商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這是因為，這些商人已經答應為日本鬼子供應貨物，早就收下了對方的預付款或者保證金，並且把錢彙到了海外。此時，他們既無法交貨，也無法退款了，因為他們的現金遭到了凍結。在珍珠港事件前的一個月裏，日本鬼子在上海收購了大量的香煙、汽油、藥品、糧食、皮革皮鞋等物資。總之，他們買下了所有能弄到手的東西。珍珠港事件後，日本人改變策略，不再購買物資，而是下令征用。上海所有的大小型汽車也在征用的範圍之內。當羅斯福總統下令禁止為日本運輸汽油時，日本鬼子竟然絲毫也不慌亂。這是因為，他們在上海的秘密油庫裏儲藏了大量汽油，他們隻需把油庫挖開，將裏麵的汽油取出來。那些已經接受日本鬼子的訂單，又無法交貨的外國商人，全都遭到了懲罰。日本人把他們全部關進了集中營。
除去一些西洋男人外，大橋監獄還關押了三名西洋女人。這三名西洋女人，一個是西班牙人，一個是英國人，還有一個是白俄羅斯人。那位白俄羅斯人還是一名少女。她被關押進來不久，就患上了歇斯底裏症。我們猜測，可能是她在監獄裏抽不到海洛因，所以才會患上此症。上海有很多可憐的白俄人，經常吸食由日本人供應的海洛因。以前日本人以低廉的價格提供了大量海洛因。我們這間牢房以前也曾關押過兩三位中國婦女。有一次，一個男人帶著三歲大的兒子被關進來，這個小男孩整夜地大哭，哭聲響徹整個大橋監獄。
雖然大橋監獄擁擠不堪的情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很快又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比擁擠還要嚴重。牢房裏沒有衛生間，隻有放在牢房角落裏的一隻沒有蓋子的木桶供大家方便之用，臭氣熏得人難以忍受。這個木桶隻有每天早晨隻洗刷一次，洗刷者是一位中國籍的被囚者。
被關在牢房裏的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使用這一隻便桶。當女人方便時，一些外國男人經常會站在便桶前，背對著她們，為她們遮擋別人的目光。後來，牢房裏的所有人無不要求日本人在這方麵給予女人一定的照顧。日本人迫於壓力，終於允許牢房裏的女人可以去二樓的洗手間方便。
來到大橋監獄時，我隻穿了一件薄大衣，也沒有帶毛氈。這是因為，日本鬼子在抓我時，隻說帶我來這裏問話。大橋監獄裏沒有暖氣設備，日本鬼子每天晚上九點鍾都會把一捆毛毯扔進牢房裏，供被囚者取暖。於是，每當毛毯被扔進牢房裏時，被囚者就會拚命地搶奪。
後來，我發現一個現象：牢房裏的人，每兩個人或六個人圍在一起，共同使用一條毛毯。睡覺時，大家都不會把衣服脫掉，因為脫掉衣服的話，很有可能會被凍死。
老鼠、臭蟲、跳蚤、虱子等各類害蟲，牢房裏應有盡有。在這些害蟲裏，最可惡的當屬虱子，或者叫體虱。牢房裏到處都是這種害蟲。由於牢房裏有幾位被囚者患了病，而且病得非常厲害，再加上斑疹傷寒這種病當時正在流行，因此大家都擔心會被一些疾病傳染，導致全部死亡。我的一位朋友給我送來了一瓶油膏。他這樣做，可能是因為想到了牢房裏有太多的虱子。不過，日本憲兵擔心它是毒藥或者大煙膏，所以不讓我接收。我當麵向他證明，這不是他想象的那種東西，這才獲得同意，得到了這瓶油膏。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送給我這瓶油膏的是原美國上海法院的赫爾邁克法官，這件事讓我終身都不會忘記他。
被囚者生病後，可以去日本憲兵中隊專門為被囚者設立的醫療所接受治療。不過，一般情況下，隻有兩名日本下級醫官和一名女護士偶爾來一次。如果有被囚者發燒了，或者得了其他小毛病，這些日本醫護人員就給他們幾粒阿斯匹林打發他們。如果有被囚者身體出現紅腫，或者生瘡了，日本醫護人員就給他們一些像紅汞水似的紅色液體。日本人似乎根本不在乎這類紅藥水。
由於受到了感染，我的一根手指腫得比正常的手指粗兩倍。於是，我提出去樓上的診療室接受日本醫生治療的請求。兩個星期後，這個請求得到了批準。為我治療的是一名日本助理醫生。他在沒有給我注射麻藥的情況下，就拿起剪刀，將我手指上的皮膚剪下來。我感到疼痛難忍，而站在一旁的日本兵卻在欣賞我的痛苦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