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結束處我們談到中國產生了新型知識分子，他們由於另一種文化傳統的參照，使他們有可能對本土文化的保守性具有批判的眼光。就詩歌語言而論，對文言手段的放棄必須有足夠的勇敢和智慧。采取白話寫詩，當然意味與舊詩傳統的決裂，最初萌發此念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一批留學生，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前，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在美國已經有了充分的意見交流。要是沒有對於古舊的中國文化的懷疑，中國詩歌的白話進程可能還要推遲很多時候。百年以來困擾中國詩耿的愁結，正是有了像胡適、陳獨秀這樣一批知識分子的覺醒方才得到徹底的釋放。當然，最重要的動力，是來自批判舊文化、打倒舊道德的大的文化背景。但是，要是沒有知識階層的先進之士對於傳統文化的警惕和懷疑，白話文的新詩的建設也很難成為事實。
中國詩歌從來都是用文言寫作的，如今這個從來都是卻成了問題。這裏用得上魯迅小說《狂人日記》裏的一句瘋話：從來如此，便對麼？從來如此，未必對。祖宗的成法，也未必對，特別是當社會發生危機的時候，人們普遍呼喚一種批判舊物、創造新物的精神，魯迅說：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脊丹，全都踏倒他。
中國新詩的創立，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中為了生存和發展而廢棄文言找到了白話，從而徹底結束了19世紀中葉以來的徘徊，走上了建功立業的道路。
二、勇敢的嚐試新紀元艱難的一頁
白話的確立隻是運載工具的認定，人們還不知道未來白話新詩的模樣。在中國的詩歌思維中，古典詩敢的模式已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慣性，這是新詩建設的大礙。文言的否定不等於新詩已經成型，傳統詩歌的五、七言詠唱調子，以及一整套的規矩製度還是拉著新詩回到舊鄉園的強大磁力。這就為新詩建設者帶來無盡的艱難困苦。
由於最初建設新詩的一班人都有外國特別是西方文學和詩歌的知識和經驗，當他們決心走出舊詩的窠臼，所能取法並皈依的，便是他們感到熟悉和親近的外國詩。把這一點講得最透徹的是梁實秋，他在《新詩的格調及其他》中說：
我一向以為新文學運動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國文學的影響；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外國文學的影響，是好的，我們該充分的歡迎它侵略到中國的詩壇。但是最早寫新詩的幾位，恐怕多半是無意識的接受外國文學的暗示，並不曾認清新詩的基本原理是要到外國文學裏去找。
康白情在《新詩底我見》中也有一段新詩受外國影響的論述
辛亥革命後，中國人底思想上去了一層束縛，染了一點自由，覺得一時代底工具隻敷一時代應用，舊詩要破產了。同時日本、英格蘭、美利加底白話詩輸入中國。而中國底留學生也不免受他們底感化，看慣了滿頭珠翠，忽然遇一身縞素的衣裳；吃慣了濃甜肥膩，忽然得到了幾片清苦的菜根，這是怎樣的由驚喜而摹仿，由摹仿而創造。
朱自清也多次強調了新詩與外國詩的親密關係。他認為對於新詩而言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並且引用胡適自認為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之作《關不住了》卻是一首譯詩作為中國新詩與外國詩關係的重要的例子來印證。
梁實秋說的暗示，揭示了當時一批接受外國文化和文學的知識分子受到彼岸影響、浸潤並且自然地取法的狀態。在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中成為中堅的就是這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他們因為有了一套明確的參照係，因而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在當時都表現出相當的堅定。
新文化革命的堡壘《新青年》雜誌，創刊於1915年。它是當時國內新思想的產生和傳播中心，自然也成了新詩革命的搖籃。早在五四運動爆發前二年，即1917年，出現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就是《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六號刊登了胡適的白話詩八首。這八首是《朋友》、《贈朱經農》、《月三首》、《他》、《江上》、《孔丘》，都是用白話寫的。但其中如《月》、《江上》等雖用的是白話，內容也有新意，但格式上仍有明顯的五、七言舊詩的痕跡，還不是完全的新詩。值得注意的是《朋友》一詩括號裏的附注以及它的排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