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柳亞子和他的朋友們在南社的聚會，是被社會和詩歌的進步召喚而來的。柳亞子在《胡寄塵詩序》中說：餘與同仁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傖楚，而尤重布衣之詩，以為不事王侯，高尚其誌，非肉食者所敢望。海內賢達，不非吾說，相與激清揚濁，賞奇析疑，其事頗樂。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揭露當時複古詩潮甚熾的背景：蓋自一二罷官廢吏，身見放逐，利祿之懷，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則塗飾章句，附庸風雅，造為艱深以文淺陋。
最能體現柳亞子的進步文思的是他在《二十世紀大舞台發刊詞》中的一番話，這的確是傳達了本世紀最初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聲音：張目四顧，山河如死：匪種之盤踞如故，國民之墮落如故；公德不修，團體無望；實力未充，空言何補；偌大中原，無好消息；牢落文人，中年萬恨。於是他選擇文學、詩歌和戲劇，以為喚起民眾的利器。當他發現了現代戲劇的實際功用時，心頭有一種難以掩飾的欣喜：南都樂部，獨於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線之光明，翠羽明鐺，喚醒鈞天之夢；清歌妙舞，招還祖國之魂；美洲三色之旗，其飄飄出現
於梨園革命軍乎？
南社的詩歌貢獻隻限於進步理想的傳達和詩風部分地走向暢快明達，他們反對墨守陳規和循著前人的腳印走，但他們在促進中國詩歌現代化方麵並沒有做出獨特的貢獻。他們中的大部分，可以說都能寫一手好詩，但這種詩也隻是在舊有的製度之下的一些能夠描寫自己真性情的創造。從整體上說，南社並沒有在促進古典詩歌的進一步衰落和在尋找解脫中國詩歌發展的困境方麵有更多的推動。
但南社所召喚的社會和藝術的精神，無疑是這個時代的強音。公元1904年，柳亞子有一首名作《詠萬福華義士》：君權無上俠魂銷，荊聶芳蹤黯不豪。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風潮。這四句詩，前兩句傳達失望情緒，後兩句則是在寥落無邊大地上聽到了一個聲音。這聲音是如此的讓人激奮，這好像千萬人的等待，等待著那一聲呐喊，那一個勇敢的行動。這就是南社詩歌所代表的最基本的藝術精神。作為一種爭取和企望，他們望著那黑沉沉的天邊，等待著那一點微茫的星火。康有為、梁啟超一批維新主義者都和清末民初這些優秀的詩人保持了精神上的和諧。詩人和社會進步的爭取者在暮氣沉沉的世紀末都懷有一種青春振作的希望，他們有一種少年中國精神。梁啟超寫於1900年的《少年中國說》是這一精神的宣言書，這是20世紀第一個黎明的第一聲呐喊：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日老大帝國，再則日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果其老大也乎？梁啟超日：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
大約快到一百年後我們重溫這說在20世紀第一天的話，有一種既親切又驚恐的感受。一百年將要過去，而一百年又仿佛沒有動。那種對於老年心態的批判以及對於少年心態的禮讚，都仿佛是為今日而作。從那個時候起，中國人就開始了抗議和等待。他們在世紀的暮色之中尋求那一線光明，用一顆少年心，也用一顆詩心。但顯然困難重重，就在南社詩友在南方集結，開始他們詩的交流和聚會之時，在北方，最保守的一批詩人也在集結。這些人普遍有一種失落感。他們想憑那已死的王朝但隻是無可奈何的哀歎。中國的詩人顯然在期待著什麼，他們在期待那一聲劈破層雲的新雷。張維屏的一首題為《新雷》的詩也許最能夠表達這種期待：造物無言卻有情，每於寒盡覺春生。千紅萬紫安排著，隻待新雷第一聲。此詩作於道光四年，即1824年，是清王朝開始衰落的時代。現在已是19世紀的末葉，應該是寒盡春生的時節了。中國社會變革的雷聲已在濃雲深處滾動，中國的詩歌革命也在那時代的雷聲中孕育。此後雖然尚有千辛萬苦，但已邁出舊世紀門欖的中國詩歌，也就永遠不會再邁回來。
（原載《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