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理學思想的形成，韓愈的道統思想被修正，韓愈從道統中被5排除，由理學的奠基者“二程”取而代之。韓愈的理論從理學來衡量也有很大弱點，也受到批評。蘇軾在《韓愈論》中說：“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韓愈在理論上沒有像在文學上有建樹有創新，確實存在著不少自相矛盾之處。
韓愈推崇孔孟，產生深遠影響。從唐代開始，孔孟之道成為封建教育的指導思想。《孟子》一書也同《論語》一樣成為聖人之書，逐步上升為儒經。韓愈還特別重視和表彰了《禮記》中的《大學》，在《原道》中引用《大學》一段重要的話，作為自己的理論根據。《大學》說：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引用這段話，目的在於說明修養的目的在於去改進社會，要有為而不是無為，要入世而不是出世，要治國平天下，而不是獨善其身；其次還在於說明修養是自主觀到客觀，從心到物，個人的修養心性是處理萬事的根本。自此之後，《大學》在儒學理論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抬高。在韓愈新儒學思想的影響下，李翱以《中庸》為其主張“滅情複性”的理論依據，使《中庸》也受到重視，地位也隨之抬高。
韓愈、李翱這種學先王之道的思想傾向，影響了宋代的理學家；啟發他們也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聖賢書為依據。
為突出其地位，合稱《四書》。《四書》成為理學的基本典籍，隨著理學居於儒學主導地位，《四書》也成為學校必讀的教材。
(二)文以載道
韓愈提倡的文學理論，最基本的觀點是“文以載道”，從這個觀點出發，又引申出一係列的文學主張，這些主張傳授給“韓門弟子”，成為新古文運動的思想主流，對文學、教育有極大的影響。
“文以載道”的觀點，認為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是形式，道是5內容；文是為道服務的，這是文道的關係。道的涵義，就是孔孟的仁義之道，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相傳的治理人類社會的基本準則。
求學的目的是“誌在古道”，使“古道”在社會生活中實現。為了求取“古道”，必須通過學古文來學古人之道。“愈之誌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然愈之所誌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
韓愈在《題歐陽生哀辭後》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誌乎古道者也。”把古道和古文的關係說得更清楚。因此利用古文的形式來宣揚古道的內容，古文成為衛道與揚道的武器。
韓愈提出新古文的理論，也有創作新古文的實踐，他的新古文達到相當高的成就。蘇洵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氣勢雄偉，自然流轉，蘊含意深，是其特點。
李翱在《韓公行狀》中評韓愈的古文及其影響：“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嚐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
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誌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韓愈樂於獎教後進，稱發其善，教所不及，多有投書請益者，不論何人，皆有指授，他的文章，被後進之士視為準繩。《新唐書韓愈傳》說：“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鬥雲。”晚唐對韓文的評價很高，杜牧稱“杜詩韓筆”，把韓愈的文與杜甫的詩並提。
韓愈的文學理論，在弟子們以至後學中相傳不綴，“後學之士，取為師法”。孫樵在《與王霖秀才書》中說：“樵嚐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源於《答陳生書》。
《答李秀才書》。
《舊唐書韓愈傳》。
5韓愈，傳至孫樵，已經是第四代。所謂為文真訣，也即“為文之道”，而為文之道，據說就是“儲思必深，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這也是各有所傳各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