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民報》創刊於東京。後以《民報》與《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展開了思想論戰。在論戰中，梁啟超站在保皇派的立場，鼓吹“忠君保皇”，他汙蔑中國人民能力低下，無法實現共和。說什麼：“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製。”這些觀點，遭到了孫中山、章太炎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批駁。
07年，梁啟超在東京組織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政聞社被封後，他支持立憲派的國會請願運動，發表了大量鼓吹君主立憲的文章。這段期間，梁啟超實際上已經成為立憲派的首領。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自海外歸國，出任共和黨黨魁。後又組織進步黨，擁護袁世凱，出任司法總長。1915年，袁世凱稱帝，求其讚同帝製。他多次上書，婉詞力諫，反對變更共和國體，而策動蔡鍔組織護國軍反袁。繼又組織研究係，與段祺瑞合作，出任財政總長。這期間梁啟超混跡於北洋政壇，但為期不長。隨段祺瑞的辭職，1917年底梁啟超也一起離開了北洋政府，從此結束了他從政做官生涯。
以後，約十年左右的時間，梁啟超專門從事教育和文化學術事業，他擔任過清華、南開等大學的教授，清華研究院導師。他晚年撰寫的重要著作有：《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曆史研究法》等。他一生著書甚豐，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教育、曆史等許多領域。後被合編為《飲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57歲。
梁啟超有關教育方麵的著作主要有下列幾種《變法通議》(學校總論、論科舉、論師範、論女學，論幼學年)。這是梁啟超在上海主編《時務報》時發表的早期政論。他在《變法通議》中，針對當時中國的落後情況，指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他還特別強調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校製度，要注重師範(師範教育)、女學(女子教育)和幼學(兒童教育)的建立。
《上南皮張尚書論改書院課程書》(1897年)。這是梁啟超晉謁湖廣總督張之洞後寫給張的信。信中論述了“培養人才為當務之急”，中國不應隻局限於建立方言、算學、製造、武備諸類型的學校，更應當注意設立政治學院，培養一批懂得政治法律，主張變法維新的行政管理人才。學校的課程應注意學以致用，“學非一業，期於致用；言非一端，貴於可行”。《與林迪臣太守論浙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1897年)。這是梁啟超寫給杭州知府林啟的信。林啟曾開辦求是書院。信中梁啟超重申政法之學的重要性。“今之中國，其習專門之業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獨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蓋不多見”。梁啟超建議書院的教學應采用“中西兼舉，政藝並進”的方針，教授則宜挑選“通古今、達中西”的通學大儒為最佳人選。
《教育政策私議》(1902年)。這是梁啟超逃亡日本主編《新民叢報》時寫的一篇教育論文。文中論述了“教育次序”，他按照學生身心發展的情況，把教育劃分為：幼兒期、兒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幾個階段，並設計了一個比較係統、完整的“教育製度表”(即學製圖)。
學校經費則主張由市村之公產及征學校稅以充之。建議國家“製定小學章程，評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課目，頒之各區域使其遵行”。他還強調要編寫教科書。凡每一學校區，則設一教育會議所，管理經費。
每省置視學官三四人，分巡各學區，查察管理方法和課程。
《新民說》(1902-1903年)。這是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連載的長篇論文。他認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他指出：教育的目的應該在於培養新一輩的國民-即所謂“新民”。他闡明了這種“新民”必須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他並且還詳細地論述了“新民”應具備的特性和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