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京、上海的維新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資產階級維新派另一個重要人物譚嗣同也在湖南點燃了維新運動的火炬。
當時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和學政江標，都是傾向維新的官吏，讚同變法。在譚嗣同的積極推動下，他們一起創辦了時務學堂，組織了“南學會”，出版了《湘學新報》和《湘報》。1897年冬天，他們聘請梁啟超由上海來到長沙。梁啟超在這期間一麵擔任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一麵積極協助譚嗣同推動湖南的維新運動，使湖南成為當時維新變法運動中最活躍的地方。
梁啟超就任後，他運用和發展了康有為當年辦萬木草堂的經驗，把時務學堂辦成當時最負盛名的一所學校。
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學約》中提出，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徹，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謂之學”。簡而言之，就是一種中學、西學兼習的教學方針。根據這個方針，他把時務學堂的課程分作普通學和專門學兩大類。普通學設有諸子學、經學、公理學和中外史誌及格算諸學，專門學設有公法學、掌故學等。
他所製定的《學約》總綱十條(1)立誌。學者應以立誌為尚。“誌不立，天下無可為之事”。
應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偉大抱負。誌既立，必須堅持不懈，“養之使勿少衰”。
(2)養心。學者既有誌於道，則不應為富貴名利、耳目聲色所誘惑，要經得起利害毀譽、苦樂生死的考驗。養心的功課有二：即靜坐和閱曆。目的在於“一斂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誌氣如神”。
(3)治身。學者應對自己的言論、舉止，嚴加約束，注意端莊、謹慎，不要以為是“小節”而自我放任。每日就寢時，用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的方法來檢查自己，錯誤就會日益減少。
(4)讀書。讀書則應中西兼習，專精和涉獵結合。“經學、子學、史學與譯出西書四者，間日為課焉。度數年之力，中國要籍一切大義皆可了達，而旁證遠引於西方諸學，亦可知崖略矣”。讀書要做劄記，分為專精和涉獵兩部分，將每天讀過的書，“登新義數則，其有疑義，則書而納之，待向匭以待條答焉”。
(5)窮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格致製造之學”，所以昌明發達，揚名世界，都是因科學家、技術專門家努力發現和發明之所致。我們學者應深入鑽研，為“他日創新法、製新器、辟新學”打好基礎。因而“窮理之功課，每剛日諸生在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目前事理，或西書格致淺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對既遍，教習乃將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6)學文。學者必須在文字上下功夫，“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學文之功課，每月應交作文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