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事狩獵的三個構成要素
作為建立於婚姻和家庭這個基本單位基礎之上的社會關係體係，親屬關係構成了遠古時代集體的骨架。為了從事狩獵而組織起專門化的群組並且掌握了本領，與此同時，親屬關係建立起來了。與以前開發資源的方式以及與物質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相比，狩獵引起了巨大變化。
首先，集體化既關係到生產雛形的構成，又關係到消費。猴子和類人猿中的每個種類都單獨獲取它們的物質養料。一旦斷奶，孩子就不再依賴成年個體喂養了。特殊情況除外，一般地，雄性與雌性，年幼或年老的動物，在這方麵都要解除彼此間的任何責任。人們注意到，關於為一些新地址測位或防禦捕食性動物而進行的某種合作：它對群體內部生活的影響依然是有限的。狩獵的傳播擴大及狩獵與采集的分離，改變了生存條件。男人與女人投入到獲取不同又互補的資源的活動中。個人有規律地定期進食，就要求對這些資源共同安排使用，並且當這些資源存在時，就能夠得到它們。代代之間的關係也受到其影響。既然孩子們需要更多的時間達到生物上的成熟，所以他們需要更多和更長期的照顧。
另一方麵，而且這對於男孩子來說尤其重要：他們在某一年齡之前無能力參加成年人的活動。父母發現自己的責任也同樣地增加了。女人給嬰兒斷奶晚得多了——如果援引愛斯基摩人或澳大利亞人的實例，則尤其是因為其他食品的缺少或無把握，哺乳至少延長到三歲——並且後來繼續保證這些孩子的食品供應，以及保證攜帶他們出行。從男人那方麵，作為回報，年輕人有義務為老年人提供所需，把自己的一部分收獲成果供給老年人。與消費相適應的在不同類型的年齡與性別之間的相互依存成為普遍性的關係。
對靈長類的觀察表明，采集果實與收集草料是個人的事務；狩獵，尤其是捕捉大型動物，意味著為了完成類似人類的目的，需要相當多數目的成員的配合，需要成員們合成一體。這裏，我不強調其技術方麵。我涉及的是群體的成員們，為了在已發現並指定的地點定期聚會，它們應該具有的相互信任。在危險的情況下，如受傷等等，它們必須提供相互援助；在狩獵的遠征過程中，它們要給予每個成員都執行分到任務的相互保證。雄性的團結友愛符合它們從事活動時所處的形勢；從采集到狩獵的過渡——可以把這與從手工業生產到製造業生產的過渡相比——體現了手段與目的的集體化，部分對全體經常性的服從。有充分的理由這樣說，這一方麵既涉及到繁殖範圍的擴大，而擴大的領域不僅僅包括性別特征，而且還包括知識、工具、與物質環境進行交換——多虧財產的聚集和保存，像這樣的生產隻是到後來才成為獨立的——另一方麵又涉及到，從人類意義上講，這種自然繁殖整體的集體化。在靈長類群體不曾參與的生活的某些方麵，這種既推廣又具優勢的社會幹預，作為關係與組織原則，開創了對資源、事務和責任的分配。
在今天的澳大利亞部族中——如果人們接受這種說法——如果隸屬於一個氏族小集團或一個幫派，就需要遵守一些明確的規則慣例；這種隸屬絕對不會造成對有關領土上的其他小集團或幫派的排斥。通常——這是布須曼人和愛斯基摩人的情況——這種隸屬與被留給采集或狩獵的空間一樣，隨著季節變化，以便使所有人的生活都簡單容易。以種種理由，直接的互相依賴粉飾了人際關係與行為舉止。集體中的任何部分最終都不會獨占財富，都不會拒絕受引導前來參與其活動的個人，都不會吝惜對在缺糧貧困或生病的情況下懇求於他的那些人提供自己的幫助。“拒絕給予，忽視請求，正如拒絕獲得一樣。相當於宣布戰爭，就是拒絕結合和聯係來往。再有，人們給予，因為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受贈人對一切屬於贈與人的東西都有所有權。”給予與獲取，把屬於自己的東西交給別人支配使用，這些使保證每一個人成為另一個人的合作者的慣例的絕對需要。如果沒有這點，就沒有舒適安逸，也沒有幸存可言了。
其次，狩獵者總是不斷地追捕獵物。在一年的固定時期，他應該離開他慣常的野營地，去會見其他的狩獵者以便跟他們一起偵察別的狩獵場所。包括好幾個種類的獵物不總是呆在確定的地方，其數量也在變化。在狩獵者方麵，鑒於其群體應該攜帶孩子，有時要帶上必要的物品以便臨時居住下來，這樣，尋找塊莖和果實就意味著非更大範圍但卻不可忽視的出行。遊牧生活，嚴格地說，對於漂泊不定的社會的人來講，是一種有特點的生活方式。德斯蒙德。克拉克寫道：“因為狩獵——采集者完全依賴於其周圍環境的自然資源，所以，他們的生存是與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適當的食物儲備的出現緊密聯係的。因而，他們不能長久定居在固定的住所，而是應該不斷地處於旅程漂泊之中。當雨季來臨時，他們分散到各處以便獲得在這時期發現的野果及其他資源；而在幹旱季節，當植物性食品變得稀少的時候，他們更多的是生活在長期有水的地方。（而且人們可能會暗示，他們要求有肉類食品。）這樣，群體就不斷地圍繞著其狩獵儲備物而遷移。人們談到很多關於史前人類的食肉習慣，但是相當肯定的是，植物食品一定提供了對人類的需要如此重要的食物來源，並且從一開始，這些食物就極可能是最重要的食物來源。一群狩獵者在一年期間可能跑遍好幾百平方公裏的地方，因為隨著果實和野生植物根係的成熟，或正處於適合的時節，他們要食用這些果實、根莖。為了取得肉類食品，群體也追隨獵物。這種獵物，尤其是食草獸群，在雨季分散在遠離長期有水的地方；而在旱季，隨著臨時水源的幹涸，它們突然轉向河流區域或其他長期有水的地方。這種季節性的遷移是狩獵——采集者等所有原始群體必須嚴格遵循的一條生活定律，而且這條定律顯示出了與高等哺乳動物習慣的某些相似處。”
我們看到，這種連續不斷的變動並不是完全雜亂無章的。它由恒定不變的因素決定並具有明顯的社會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女人與男人沿著獨立的軌道前行，以便為自己儲備食物等必需品，並把財物交給家庭或小集團支配使用，這些財物是大家認定由這些人提供給他們的。土地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為每個群體私有。根據這一劃分界線，並根據一種性別或另一種性別恢複其特權地位。這種時期的更迭，被空間場所占據了以後，種類則是整齊有序的。集體的疆域範圍服從於這些條件。群體應該保持比較小的規模，否則，就有可能耗盡一個地域的食物儲備。另一方麵，為了完成得很好，狩獵活動需要好幾個家庭、小集團或幫派聚集起來。當時合作在社會上引起了有規律的構成要素，引起了與群組的縮小或擴大像對應的分散時期與聚合時期。馬塞爾。莫斯觀察到：“環境不是對個人，而是大體上對群組產生影響。”當代的一些實例也呈現出這一生動的畫卷。
達裏爾·福德提供給了我們關於黑腳族人的有教益的描寫。這些黑腳族人生活在加拿大邊界的部落。被捕捉的動物是水牛，並且由水牛通過不斷轉移而引起他們季節性遷移。春末夏初，大量的水牛群在西北平原富饒肥沃的草原上吃草。從秋季起，植物的衰退把動物分散成數量少得多且更具流動性的群落。輪到狩獵者，他們也遵循這些遷移規律。夏季，他們聚集成人數眾多、被嚴密組織的群體，以便襲擊平原上幾種起來的牛群；冬季，相反地，他們根據場地分散成小單位，以便分別仔細地尋找已變得貧乏的資源。這些因為明顯的客觀原因而組成的社會統一體，在合並成更大型的群體時，也並不失去其身份。每個單位都擁有一塊土地，這塊土地是根據自然界線，如河流或土地的高低不平而與其他的土地分開的。這些社會統一體的中心是同一家族中結了親的男人，當然有時其他孤立家庭或個人也加入其中。
集體生活的活動，如聚會和節日，也都遵循這些按照季節的節奏而聚散。夏季舉行的部落聚會，集中在方圓五百米範圍的一個圓形露營地上。在那裏，帳篷被排成三或四行。每個單位都在那兒一年一年地認出自己的傳統上的位置。因為狩獵已經卓有成效，所以用盛宴和意識來慶祝其成功。意識過程中所伴隨的魔法、魔術被用來交換獸皮和馬匹，男人聯盟舉行儀式上慣常的舞蹈。適當的時候，一些群體在專門搭起的帳篷裏進行交易和協商。這期間，某些個人從一個群體轉入另一個群組。聚集以一年一度的太陽舞儀式而結束，這種舞蹈可以持續一周之久。星辰被認為給崇拜它的那些人帶來幸運與力量。在此營地解散稍微提前一點兒的時候，舉行聯歡會，因為那時，每個群體都居住在更加坎坷起伏而且貧瘠的西部土地自己那冬季宿營地上，並重新找到對於部落首領和顧問而言相對的獨立性。
愛斯基摩人的例子也解釋了這點。他們住在哈得遜河灣的西部和北部，六月份分散開。他們生活在河岸上，在那裏搭起帳篷，然後生活在內部地區。這時，他們用魚叉捕鯨，用弓箭捕捉加拿大馴鹿。到了八月份，開始捕鮭魚，用三叉魚叉大量地捕魚，因為這時河流已被障礙物堵塞了。進入九月份，乘坐海豹皮小艇追捕加拿大馴鹿；十月份穿過河流上薄薄的冰層捕捉海豹。海豹通過冰窟窿呼吸空氣，狩獵的辦法是在每個窟窿附近都安排一個狩獵者，以準備好用魚叉捕捉。可以超過六十人的團體生活在冰凍海洋上的雪屋裏。冬季是社會生活、神奇的實踐活動及其他儀式的季節。
就愛斯基摩人世界整體而言，馬塞爾。莫斯已經細致地分析了集體關係的這種周期性特征。冬季聚會時期是交往聯絡、重溫代代相傳的神話故事的時期，是集體慶祝或相互慶祝的大型聯歡時期。住所建造本身利於家庭的融合。一所過冬房屋，即聚會的場所和男人的住所，在那裏住著已婚成年人和獨身者，他們與女人及孩子分開睡。這種房屋的存在表明了團體的統一性。夏季群體的分散表明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在固定不變的土地上，家庭生活恢複了其地位。顯然這樣就減少了集體交換的頻率，並且減緩了社會影響。聚會與分離，控製與獨立的必然更替，在一種雙重關係中束縛住個人：個人既屬於持久的私人群體，又屬於一個定期的公共集體。
但是，另一種因素改變了這種更替。動植物資源隨著年份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地區不斷地變化，並且由這些資源最終支配著社會組織，強行要求社會組織的順從，而且引起人口的遷移。在這些條件下，宗教儀式，習俗慣例和公共事務，都令人回想起獵物豐富的日子。馬爾塞。莫斯寫道：“人群像獵物一樣聚集或分散。使社會富有活力的人群遷移是與周圍生命的那些活動同時發生的。”互相在對方取得膳宿和保護的慣例，消解了隔膜，保證了融合，鞏固了群體之間的關係，因為這時每人都承認一份責任，同時也邀請曾經招待過他的那些人。
作為確認和劃定社會範圍的手段，遊牧生活通過相對獨立的生活而中止了直觀可見的接觸。這種遊牧生活實施了個人或者家庭經常不斷的混合與充足，防止出現穩定不變的等級製度及嚴重侵占他人財物的行為。相反，對於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特性的動植物種類而言，群體很明顯地相互依賴又都獨立自主，共同擁有獨特的知識，有必要為了應用這種知識和影響那些生物種類而重聚。這一切把整體建立於各部分之上，絕對地指揮組成社會的群體，小集團或家庭過著群居生活。
最後，狩獵和采集的自然分化，在取決於兩性的區別的同時，也改變了兩性的區別。兩性的區別，正如在靈長類中一樣，屬於純粹生物學上的，對於物質世界而言，則變成了區別。在遠古的社會中，兩性的區別是根本的並且產生了明顯不同的活動領域。例如，人們已經觀察到，在阿伊努人中，即次北極地帶的人群中，男人與女人的活動是有巨大區別的，可以說並不緊密聯係。女人很少走出臨時營地那非常有限的空間而去拾取和采集，然而狩獵卻促使男人跑遍廣闊得多的地方。即使當女人們狩獵時，差異仍繼續存在。女人們捕捉小動物，為此並不帶有任何專門武器；她們借助於棍棒或臨時製作的武器，甚至索性就赤手空拳。在罕見的情況下，她們可能會借用那些狩獵用的魚叉或其他工具。但通常情況下，她們被禁止使用這些東西。在集體狩獵過程中，女人們的角色僅限於將獵物趕向狩獵者。她們隻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襲擊大型哺乳動物。在塞芒人中，既然涉及到的是僅僅以次要的方式從事狩獵，而更加緊密地依賴於植物資源的人群，所以兩性活動的區分很大程度上更不明顯。
古晉人，作為大型的狩獵者的民族，相反地，區別是很明顯的，當拔營離開時，就可以令人注意到這種區別。女人因為負擔沉重，就沿著直線慢慢地向新的營地移動；男人因為隻帶著武器，就必須勘探附近的土地並繞過好多彎路以後才達到目的地。對於非洲的萊萊人來說，狩獵的森林是惟獨男性專用的領域，而女人在她們占優勢的薩王納稅樹植被區種植花生。劃分極其普遍，可能需要好幾冊書以便用“菜單”記載各種方式。“似乎可肯定的是，根據性別進行活動範圍的區分是現代的食物收集者種的一種普遍現象。這很可能是人的一種生態學特征。由於這種區分，人的居住條件的結構不同於非人類的靈長類的結構。”
這種區分包含補充與分離。不會純是客觀的，因為群體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撇開另一部分而連續存在。劃分則重要得多，有意義得多。因為它需要支持，又同時決定著社會上和儀式上的大部分慣例。由此可見，作為明顯的結果，兩性存在差異，但自然繁殖則是一個決定性的方麵。為了獲得均衡的資源，滿足集體需要，有必要發展男人與女人的固有特性，並擁有具有這些特征的足夠多的個人。應該已被稱作勞動力的人的特性，具有新的意義並顯示出決定性的意義。一個群體對於狩獵成果的貢獻程度取決於男人的數目，他們的體質及他們的技巧。這樣，本該狩獵的男性成員表現出明顯的無能時，就可能導致動蕩不安並且使群體處於劣勢狀態。因而，感覺器官上和智力上配合的好壞能力特性的傳授，以及根據環境特征進行的心理上的滲透，這些對男孩和女孩都是有區別的，為做到這些所必需的時間也不是一樣。啟蒙教育不僅僅是針對不同性別的個人而言，而且是不同性別的成年人的事務，這些成年人分別地參加狩獵和采集。兩個天地的每一個人都這樣地單獨延續下來，其基礎是世世代代不斷使之更新的實踐活動。
狩獵是一項集體事務，而采集卻一直表現出十足的個體性。男人間的關係傾向於變得更密切並穩固下來，女人間的關係則一直保持鬆弛而無足輕重。借集體狩獵之際進行的定期聚會尤其屬於男人們聚會，這種聚會是通過男人們的活動而被認可的。男人既占有社會生活的中心，同樣又占有物質生活的中心。解散之後，女人又返回到采集的特殊領域，返回到個人以采集、捕魚、狩獵為生的日子，返回到女性世界固有的分散生活中。複蘇了的社會與停滯了的社會之間有規律地搖擺不定，相繼地恢複與中止的儀式生活之間有規律地搖擺不定，豐收富足的月份與缺糧貧瘠的月份的定期交替，豐年與荒年的定期反複，這一切都具有區分的標記，而每部分都象征性地、有傾向性地與兩性中的一種性別緊密相聯。
在男性因素與女性因素以外，如果把人類的集體與靈長類或第一批亞人類的集體相比，那麼所見到的是一種顛倒現象。在靈長類或第一批亞人類集體中，年輕雄性代表一種剩餘，被棄置於群體外圍，被迫首先消失。狩獵使他們變得受重視起來，因為他們已變得必不可少了，而且這給予了他們與不可或缺的成年者商談的地位。關於先進親屬關係的社會，呂克。德。赫施觀察到：“年輕男人在狩獵領域掌握著相當重要的王牌：他們的勞動力。從此，他們與老年男性建立起雙重的相互關係：在母係氏族內部，年輕男性得到一位年長的母係方麵的長輩的妻子；在他們的年齡組內部，他們與《互生》的那代人結合，這代人把一妻多夫製的一個妻子，即《村落妻子》交給他們支配。”
一般來講，這是由於為了生產和繁殖，消極否定的小群體轉變為積極肯定的小群體的緣故。人類的成年男性並非不了解年輕男性，而是希望自己向孩子們推心置腹，接近他們。他應該與他們保持足夠長久的接觸，以便保證教育培養他們，把他們待到接受人與動物的關係的世界上，而這些關係卻產生如此巨大的魅力。與收集草料——采集者，甚至與以狩獵和采集果實為生的人截然相反，成年男性留住年輕孩子也同樣大有益處，因為青年離開，對於集體來說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如果不管怎樣，接受啟蒙者與傳授經驗者都沒有更穩定的關係，並且傳授者沒有任何辦法把接受啟蒙者留在自己內部，那麼對青年的啟蒙所體現的這些努力就可能受阻。這是為社會所適應的。共同的利益要求，使得年輕男子傾向於勘探、漂泊的生活，他們不能最終遠離，去壯大其出身的群體。從某種意義上，相對來說，是女性的孩子們，在家庭心目中成為過剩，成為一種多餘的人口，一項負擔。一位土著人告訴一位人類學家：“父母親經常考慮到，他們不能讓自己浪費好幾年時間來教育培養女孩。我們衰老得很快，所以必須盡快有個兒子。”年輕男性的新處境穩定了父母親與其孩子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從男性傳種者到他的兒子之間的關係，並且賦予了這些關係以前所沒有過的一種必要性特征。這就是從本意上來說乃是人類的一種革新。
各種各樣的變化相互聯係，他們來自於同一根源。繁殖過程的集體化、人類社會生活的遊牧化、人類及非人類資源的自然分化，這些都表明了改變環境的已知條件及有機體屬性的獨特活動，其結果是社會運行方式的更新。其實，相應很明顯，探索世界時所具備的新條件已經導致構成單位、對繁殖進行的調節以及聯合社會的等級製度（這些因素）的進一步改變。這些聯合社會的多樣化曾產生的確確實實的影響是為此而采用的解決辦法。
無論如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假設一種原始的均一性。遠古集體中的多樣性，部分地由必須重新采用和加工的社會資料的多樣性來解釋。然而，親屬關係已經使這些集體在唯一的社會演變活動中關係更接近了。親屬關係的特征使相連的並且使可以相互理解的——我沒有談及對這些特征的限定，這種限定可能會引起其他問題——而同時考慮到這些集體首領首先突出並發展起來的知識與經驗。人們懂得，這些知識與經驗圍繞著三個中樞運轉：父親身份、婚姻的絕對必要和禁止亂倫。父親身份是親屬關係社會的一個重要新事物，婚姻象征著關係擴展的新方式，亂倫禁忌順延了當時已存在於靈長類社會中的從屬關係的時期。這些中樞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要求另一個存在，但是在必要情況下每一個都可能事實上存在著。然而是一起與共同的自然基礎相結合，它們才能襯托從本義上已成為人類特有的力量與結合之間的關係的基本輪廓。